人们从业观的变化是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产物。近代以来，中国由闭锁而开放，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东来，使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基础发生裂变。近代工业的兴建，对外贸易的发展，社会近代化的发展趋势，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催化出了新的社会分工与专门化职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日趋解体，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呼唤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与个体的解放。传统的特权等级观念以及建立其上的社会结构在新的经济机制的渗透下不断分崩离析，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流动由此产生，丹尼尔·贝尔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那种“独特的文化和品格构造”在上海及江南开始显露端倪。丹尼尔·贝尔说：“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他按主观意愿造就自我。在品格结构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意向行为方式。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页。）士林，这个传统的地位最显赫的群体从业观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由传统而近代、由封建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大变动。
    开埠后的上海，经济上的崛起，西学传播中心的确立，政治上相对宽松、自由的氛围，使之成为晚清江南士林心目中的理想之地而纷纷汇集于此。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及以后江南大地连年的战火，又使得江浙一带的士绅避乱而来沪上，“皆以上海为桃源，两省精华荟萃于此”（注：《申报》1882年1月7日。）。大上海不仅是万种商物集散之地，更成为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的风云际会之地。“一叶知秋”，荟萃了江南名儒硕彦的上海，其士林思想的些许变化，无疑折射出江南士林的思想新动向。似乎可以这样说，沪上士林思想之嬗变，也即是江南士林之思想嬗变的缩影。
    一、突破华夷之别，应聘于西士机构
    现实总是矫正人们传统观念的最好利器。开埠通商使上海率先走出了闭锁的王国，世界近代化大潮在这个江南一隅的滨海小城“卷起千堆雪”。泥泞荒芜的滩涂之地铺成了马路，租界地内整洁而秩序井然，电线、电报、电灯、电话以及蜂拥而至的西洋货物，使得上海成了展示西方文明的橱窗。西方在强盛，中国在衰败，晚清寓居上海的士林在这段跌宕的历史中，咀嚼着文化盛衰之蕴。他们恨夷、蔑夷，却不盲目排夷；他们敏于发现新事物，更敢于不囿成见去接受新事物。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来自江苏的名儒冯桂芬到上海后即被各种西学书籍所吸引，眼界大开，思想骤变。他不再以华夷尊卑来看待中外关系，而是建立起了客观的世界地理概念，且一语惊人：“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17岁即赴沪学贾的郑观应作了如此反思：“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注：郑观应：《易言·论公法》，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今之天下非古之所谓天下也。古之天下不过中国一隅耳，凡不隶版图者，皆谓之为四夷， 今之天下则四海内外声气莫不通。 ”（注：《申报》1878年1月28日。）
    就在大部分国人仍念念不忘夷夏大防、华夷尊卑，对世界懵懵懂懂之际，上海士林这种认识成为突破这一陈腐观念的先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夷场”之类的称呼虽偶有所闻，但人们更多地改称之为“沪北”、“洋场”，“夷”类用语逐渐为“西”、“洋”一类中性或偏向羡慕的用语所代替，西人、西学、西艺、西书是与强盛、文明、先进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于是向西人学习，与西人合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寓沪西人创办的文化机构中便出现了许多上海及江南籍士子的身影，这不仅成为他们实现广采西学、西艺主张的渠道，也成为其新的就业门径。
    （一）入洋人的书局合作译书
    入洋人的书局、出版机构与西士合作译书的中国士人很多，沪上名士王韬当属于较早突破成见、与西士合作者之一。1849年王韬再度至沪，生计无着，穷困不堪，遂入墨海书馆，协助英教士麦都思工作。时人对此颇有微辞，然而，也恰恰是在墨海书馆的这段时间奠定了王韬的西学基础。他与麦都思“雅称契合”，成为传教士翻译西书的好帮手。他相继译了新、旧约《圣经》以及《中西通书》、《格致新学提纲》、《西国天学源流》等介绍西方科学的书籍，与之合作的传教士主要有麦都思、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人。
    浙江海宁人士李善兰专擅数学，并有算学专著自刻出版。1852年他将自己的书展示给寓居上海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伟烈亚力见李善兰算学造诣颇深，当即聘其为翻译数理化西书的助手。之后李善兰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多种自然科学书籍，如《几何原本》后九卷、《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谈天》、《重学》、《圆锥曲线说》、《奈端数理》等。与之合作译书的寓华传教士有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等。李善兰堪称将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个中国学者，他所翻译的这些科学书籍，多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开创之作，影响深远。翻译西书的同时，李善兰也获得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后被清廷专聘为北京同文馆算学总教习，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数学家。
    在上海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墨海书馆中，应聘与西士合作译书的还有蒋剑人、管嗣复、张福禧、陈萃亭、周双庚等一批中国学者。
    自称“大江南北无与抗手”的蒋剑人，是苏松之地文名甚高又颇为狂傲的人物，与王韬、李善兰被时人称为沪上“三狂士”。在上海开埠之初，当人们还普遍对西人西学敌视、防范之时，他便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以中外、华夷为限，开始结交西士。他经艾约瑟介绍帮助法国巴黎的汉学家儒莲翻译了《大唐西域记》，19世纪50年代初，蒋剑人根据传教士们的口述编出了《寰境》16卷，介绍了地球四洲之情势。1856年7月，蒋剑人根据传教士慕维廉的口述，精心编译出版了《英志》8卷。在上海士人日炽的慕西学之风中，此书尚未出版即被沪上士人争相传抄阅读。
    至咸丰初叶，应聘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的还有寓沪的龚自珍之子龚橙、魏源之子魏彦、科学家张福禧、张文虎、舒高第、赵元益、赵烈文、周弢甫等人。中西士人合作译书，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阵容最为强大。被该局延聘的外国学者共9人，即傅兰雅、林乐知、 金楷理、卫理、秀耀春、罗亨利、玛高温、伟烈亚力和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中国学者50人，主要有徐寿、华蘅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郑昌棪、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贾步纬等人。
    合作译书不仅成为士林新的职业，而且所译西书广泛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应用技术以及西方的社会制度、史地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进洋人的书报馆
    上海报刊始自寓沪外侨的外文报纸，但外侨创办中文报刊时，苦于中国文字之繁难，必聘用大批中国学者文人，甚至担当重任。此类报刊以《万国公报》最具典型意义。《万国公报》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万国公报》那读之脍炙人口、落笔不俗、博大精深的文章即出自林乐知背后一大批华人饱学之士之手，其中贡献最大者当首推沈毓桂。
    沈毓桂似乎是个不太被史学家们注意的名字，然而这的确是个不该忘记的名字。
    沈毓桂（1807-1907），江苏吴江县人，字寿康，号赘翁。任职《万国公报》期间，曾用20余个笔名撰文。他年轻时就已名播三吴两越之地，在上海更是与大名鼎鼎的王韬齐名的中西兼通的奇才，1850年受洗皈依基督教。1859年即入墨海书馆参与寓华传教士翻译西书、传播西学的工作。故此，1874年当《万国公报》始设主笔的时候，林乐知即请已经为他担当了六年之久录述、润色文章的沈毓桂出任此职。沈氏在《万国公报》凡18年，每日与其他华人事工一起先听西文，后造华文，晨抄暝写，工作十分辛苦。他年近九旬之时，仍无片刻之休暇。在沈毓桂主笔期间，《万国公报》还有著名的华士董名甫、朱逢甲、袁康等人，其他默默无闻的华士更多。沈毓桂卸任后，素有“上海华文报纸中最佳作家”之称的沪上名士蔡尔康、范祎相继担任主笔，应募入馆的秉笔华士更多。
    在洋报馆、书馆的示范与启发下，国人自办之报纸、书馆渐趋发展，尤其是戊戌期间报业、图书业更趋兴盛。据戈公振先生对近代非官方报纸（民间办报）的统计，上海有各类日报32种、杂志46种，居全国之首；同时上海报刊业的发达与商业化，使上海及江南的士林又多了一条报酬优厚、需求量大的新的谋生之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职业，如编辑、记者等。江浙一些科场失意文人士子纷纷来到上海，在中外报馆、书局谋职。上海著名报人蔡尔康，乡试屡试不中，遂入报界谋求发展。他20多岁即任《申报》主笔，编辑增刊《民报》、文艺副刊《寰宇琐记》；1882年起又任《字林沪报》编纂总主任，连载长篇小说《野叟曝言》；后与传教士合作，从事翻译工作，“马克思”的中文译名即出自其手笔。浙江海宁名士王国维1898年到上海，入《时务报》馆担任司书、校对。江苏吴县名士包天笑，1900年来上海谋职，先后入上海金粟斋译书处、启秀编译局、广智书局编译所和珠树园译书处，任校对、印刷和编译员。1906年后包氏定居上海，即任《时报》馆撰述员， 编副刊《余兴》， 1912年起入商务印书馆。江苏名士王钝根，起初在青浦自办《自治旬报》，后应同乡席子佩之邀，到上海担任《申报》编辑，并于1911年8 月首创《申报》副刊--《自由谈》。江苏名士蒋维乔，早年曾入商务印书馆，与吕思勉、谢观等人一起为商务印书馆编纂教科书。浙江名士蒋智由，1901年在上海创办《选报》，自任总编。无锡名士王蕴章，1902年应聘至上海商务印书馆供职，编辑《小说月报》，兼编《妇女杂志》。《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的作者、浙江镇海人士张静庐来沪上先当学徒，旋即进《公民日报》、《商报》等报馆任职。江苏常熟名士徐枕亚，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应邀至上海任《民权报》新闻编辑，并著小说《玉梨魂》。浙江人士蒋箸超，曾游学沈阳、南京、杭州，最终寓居上海，1911年应聘为《民权报》编辑，还与他人合撰《蝶花劫》连载报端。浙江绍兴人士章锡琛，1912年到上海，即入商务印书馆担任《东方杂志》编辑，后又兼编《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副刊。由上述可见，从事编辑、记者职业是江南士人日趋热门的近代职业。
    （三）任洋学堂教习
    西人办学如同办报一样，离不开华士的鼎力协助，延聘中国学者执鞭任教，其中以中西书院最为典型。中西书院，1881年由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先于八仙桥一带建成中西第一分院，后又于吴淞路购得一块空地建成第二分院，各延聘中西教习四五位，沈毓桂即名列其中。在中外士人的共同努力下，中西书院很快成为沪上家喻户晓的新学堂，而中西书院之所以能享誉沪上在很大程度上仰仗沈毓桂之功。“沈君人品端方，学问渊博，循循善诱，教导有方，虽年逾八十，而精神尚健，久为士人所推重，门下士已有千余人之多”（注：海滨隐士：《上海中西书院记》，《万国公报》第5卷，第60期。）。因此， 世人皆称“中西书院创自林进士乐知先生，而成于沈别驾寿康先生者也。”（注：王佐良：《中西书院志略》，《万国公报》第19期。）
    近代上海（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新学制颁布前）由外人创办之中小学堂有18所，大学堂2所，这样， 就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士人应聘作洋学堂的中方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