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的“义利”观与五花八门的新职业
    鸦片战争后，西学西艺纷至沓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学传播尤烈，加之上海以及江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实求利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在沪上名士之中影响日深。沪上名士冯桂芬说“中国名实必符不如夷”，郑观应则抨击传统观念的务“虚”不务“实”，“循空文而尚谈性理”（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盛世危言·道器》。），倡导“视商如士”；王韬更是坚决地主张“恃商为国本”；而来自无锡的有识之士薛福成还努力向古代典籍中寻找“言利”的根据，论证“圣人正不讳言利”乃古已有之的道理；马建忠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重商思想，更为鲜明地指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注：马建忠：《适可斋纪言·富民说》。）。“兴利”、“言富”在沪上士林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急剧地改变着中国人传统的义利观，刺激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对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认同，这一历史发展变化在开埠后的上海及其江南腹地表现得尤为显著。固有的“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秩序出现了很大的变动：文人士子的满腹经纶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高高在上的地位只能作为昨日的荣耀，而那些可能识字不足半斗，但却腰缠万贯的富商豪门成为今日的英雄。失去了荣耀的士子们努力向“商”靠拢，“士”、“商”一头一尾两个社会等级的渐趋合一，又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重“商”、崇“商”的风气，形成了“今天下士商相聚，抵掌侈谈四海内外”（注：《皇朝经世文编》四卷25，“户政”、“公司”。）这种新的社会现象。晚清上海有首竹枝词不无调侃地唱道：“一经贸易便财东，者也之乎路路穷。何自古人轻市井，眼前若个不趋风？”词旁还有一行小注：“近缘江夏以贸易起家，人都喜经营而贱吟诵矣。”（注：《商行竹枝词》抄本，转引自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价值观和从业观的变化促使人们走上新的谋生之路，工厂、公司、洋行、商行、职业学校、广告制作等纷纷涌现，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谋职渠道。商品大潮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入商海，在这个“较尽锱铢，情面无亲旧”（注：王韬：《瀛濡杂志》卷六。）而人人言利的上海，“新交因狐裘而订，不问出身；旧友以鹑结而疏，视同陌路”；“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官绅寒士贫儒褴缕而自惭形秽”（注：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申江陋习》，《申报》1873年4月7日。）。在这种情况下，寓于沪上的文人士子或满怀抵触，以“足迹三十年不涉夷场为自守”而自命清高，或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趋俗就利；或一改君子重义轻利的斯文相而下海为商，反映了社会向商品经济转化的大变动时期，士子文人痛苦蜕变的心路历程。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时间上海滩或辍学经商，或学业有成而经商，或者是由士而经商者纷纷涌现，仅以川沙县为例，如：“朱纯祖，字丽生，市区人，监生。……年甫十龄，孤苦零丁，学习米业，中年创设朱丽记花米行，历二十余载”（注：《川沙县志》卷16，转引自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页。）；“姚光第，号述庭，市区东门外人，南邑诸生。 ……光第感于清季地方贫瘠日甚，就其家设机器轧棉厂，实为川沙机器轧棉之始”（注：《川沙县志》卷16，转引自上引书，第312页。）； “张庆平，字耿娱，长人乡人，……孤苦勤学，旋弃儒习商，有企业思想……创办华宝化炼厂于小湾镇北市，经营渐有成绩”（注：《川沙县志》卷16，转引自上引书，第312页。）。此外上海近邻江苏南通人士、 清末状元张謇便是以士人的身份，创办南通第一个近代企业，进而发展南通近代实业的。著有《续海上花列传》等小说、曾任职《申报·自由谈》的浙江籍寓沪近代著名小说家陈蝶仙，就利用业余时间，在自家的手工作坊里钻研牙粉与化妆品制作，最终以生产“无敌牌”牙粉致富，成为大上海家喻户晓的资本家。沪上著名佛教居士王一亭，光绪七年14岁时即辍学从商，17岁考入制造局翻译馆，卒业后继续经商。浙江镇海人方液仙，从著名的斐迪中学毕业后，跟随中西书院化验师、德国人窦伯烈学习化工，卒业后即用所学知识在上海创建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牙粉、雪花膏，1915年改为有限公司，曾以三星牙膏风靡全国，远销南洋各埠。曾以《孽海花》而蜚声近代小说界的曾朴，在商潮裹挟之下，也曾以举人身份，于光绪二十三年至沪上筹办实业，经营丝业。甲午战后，民族资本进入更快的发展时期，“舍儒而商”更成为沪上、江南近代士人一个新的时尚和潮流，从商者之多，不胜枚举。
    据报载：同治十一年上海开埠后，各省逐利之徒，不论长幼蜂拥而至，塾师们也一改往日不便言利的羞羞答答的模样，一旦“风闻某处有馆缺，不问东家之若何，子弟之若何，即纷纷嘱托。”（注：上海《师说》，1872年8月17日。 ）而在言利乃光明正大之事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西文教习，更是公开言利。加之上海人学习外语热潮迭起，所以上海大多数的外语类学校、夜校在刊登广告招徕学生时，并不讳言赢利的目的。
    在上海，卖文鬻画也是寻常之事。来自浙江绍兴的著名画家、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任伯年即以鬻画营生，他的《福星象轴》、《日利大利》等画，就是应买画之人的要求而作的。为了赚钱，他有时一个晚上可以画几张甚至几十张画。其他画家，如朱熊、张熊、任熊、任薰、胡远、虚谷等人均曾在上海卖画为业，朱熊、张熊、任熊三画家由此还有“沪上三熊”之称。最典型的还是吴待秋，他毫不掩饰自己为钱而画的思想。有人因索画而请他吃饭，他谢绝说：“吃一顿工夫，我已经几张扇面画下来了，划不来，还是拿钱来吧！”（注：林树中：《近代上海的画绘：画派与画家》，《南艺学报》1982年第1期。 ）江苏江都画家倪田，擅长人物、仕女、佛像，尤擅画马，于上海滩卖画30余年，名重一时。与他一起在上海卖画为业的还有画家钱慧安、宋海、舒浩等人。
    画家鬻画，文人则卖文。卖文者与出版商既以赚钱为目的，就必然要想方设法打开销路，为此，就得满足大众市民口味。这样做虽然推进了文化的大众化、通俗化，但却极易造成作品格调低俗。例如，沪上大才子王韬，即写过不少艳情文字，在上海嫖业颇有影响。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等都曾涉足艳情文字生意，吴趼人还曾欣然为药商大作广告。
    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因战事、灾荒频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朝廷大开捐纳之例，文职自郎中及府道以下，武职自参将、游击以下，皆像上海新出现的股票一样，上市交易买卖起来。资财雄厚的买办、商人成为捐纳制度的主要受惠者，他们竞相认捐，往往是一夜之间“市侩之徒，皆成暴贵”（注：《皇朝经世文编》二，总第359页。 ）。据统计，光绪二十六年前后，上海的40名著名买办中，至少有15人捐得候补道官衔（注：参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954页。）。 晚清的捐纳制度无疑为向商贾倾斜的社会风气推波助澜。捐纳得官人数剧增，使得正途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一下子失去了优越感和心理平衡，怨声载道，“贫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式者”（注：《皇朝道咸同光奏议》，见《治法通论》卷一，第8页。）， 科举入仕之途更趋冷落，下海经商更趋新潮。
    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士林从业观的变化，是上海开埠后商品经济下新的社会需求所产生的新现象，它打破了士人几千年来恪守的君子重义轻利的迂腐观念，为他们融入社会拓宽了渠道。在他们用知识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享受到知识、才能所带给他们的经济利益。士人“舍儒而商”的趋势，不仅加速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推动了社会阶层的频繁流动，而且也为死气沉沉的社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加速了整个社会从业观念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