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突破“奇技淫巧”观，效力洋务企业
    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发展需求，使得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知识失去了用武之地，也使得汲汲于科举应试之旧式文人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另谋出路成了士人的燃眉之急。在开埠后的上海，让士人们看清的第一个道理就是学必致用。越来越多的士人不再受正统科举入仕之途的桎梏，不再甘于空疏、于世无补的词章琐句中皓首穷经。不独上海如此，讲求经世致用、切重实际在深受上海之西风影响的江南地区也蔚然成风。摒弃了科举入仕的士子们，兴致勃勃地把目光投向了讲求实用的西学。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士人们不再以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而是努力营建着以自然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结构。
    士人们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热情极高，像上海人士郑嘉荣，完全凭自学成才，于机器之理无不洞悉，而为洋务大员李鸿章重用。李鸿章兴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津芦铁路、银元局、金陵制造局等，无不有郑嘉荣的一份功劳。1896年前，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担任过编译的人员有资料可查者45人，其中除少数人受过专门系统教育外，多数人为自学成才（注：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2页。）。
    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蓬勃兴起后，上海即成为洋务事业最为兴盛发达之中心。主持上海洋务的李鸿章，会聚了或兼通中西、或熟谙西艺西技的各色人等，其中又以上海和寓沪的江浙士人居多。如：江南制造局成立后即网罗王德均、李凤苞等通晓天算地舆的士人入局，两年后，制造局附设翻译馆，更成为汇集江南各类“奇才异能”之士之所在，徐寿（江苏无锡）、华蘅芳（江苏无锡）、舒高第（浙江慈溪）、赵元益（江苏新阳，今昆山）、徐建寅（江苏无锡）、汪振声（江苏六合）、钟天纬（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瞿昂来（江苏宝山，今属上海）、李凤苞（江苏崇明，今属上海）、范熙庸（上海）、贾步纬（上海南汇）等50人名列其中。
    加盟李氏幕僚的还有：吴炽昌（上海人），虽出身买办，但李鸿章欣赏他“通晓西国语言文字”，“熟悉商务”，委任其为开平矿物局、中国铁路公司会办；郑嘉荣，自学成才的上海人，先后助李鸿章兴办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等，历任提调至总办等高级职务，为李鸿章办了45年洋务；李凤苞，本不出名，李鸿章发现其颇富才能，派他为驻德国公使，兼驻意大利、荷兰、奥匈帝国公使；冯桂芬，则早在同治元年即以“精思卓识，讲求经济”（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第23页。）而被李鸿章点名奏调入幕，并直接进入了李鸿章的核心圈子，号称李鸿章身边的诸葛亮，深得李氏倚重。甚至因联络太平天国而受通缉的上海名士王韬也被李鸿章延揽入幕，颇受重用。
    据统计，李鸿章洋务集团中的江南士人有221人，其中，买办16 人，占7.7%；官僚官吏108人，占48.9%；其他商人50人，占22.6%；地主24人，占10.8%；文人15人，占6.8%；身份不确定者11 人（注：关于李鸿章幕中江南人才之叙述分别参见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于醒民、唐继无《从闭锁到开放》，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3页。）。在李长莉编写的《知识分子参与洋务运动情况表（开明士人）》及《知识分子参与洋务运动情况表（受西式教育人员）》两表中，江南（以上海及江浙为主）籍人士占58.9%（注：此数据据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附录统计。）。盛宣怀曾说过：“（上海）为李鸿章发韧之地，有为李鸿章开办洋务、商务之初基”，“其立功实始于上海一隅”，真是一语中的。
    倡行洋务的曾国藩幕府中同样拥有一大批江南才子，生于苏南、成长于上海的赵烈文就是其中之一。赵烈文往来于苏、沪两地，尤以旅居上海时居多，得以承袭欧风美雨，对世界大势多所了解。后于1861年至安庆入曾国藩幕，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被曾氏视为“骨肉之爱”的得力谋士。
    洋务大员对人才的重用，无疑为上海如火如荼的西学热潮推波助澜，为那些希图通过兴办洋务而富国强兵的江南爱国士人提供了用武之地；同时洋务事业发展所提供的新的从业机会、诱人的丰厚待遇，为江南士林提供了一个新的择业导向；入幕洋务机构成为士林竟相角逐的职业，由洋务而升迁入仕成为新的充满希望的谋生、谋官之路。
    随着上海及江南各地的开埠通商，出现了一些新的涉外行政机构，如海关、各地行政长官涉外翻译机构等，也都成为士人、尤其是新式学堂毕业诸生竞相角逐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