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起，江南①的商品生产进入迅速发展的新阶段，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乃至海外的商品流通持续扩大，全国各地商帮纷纷以江南为经营活动的重要场所展开激烈竞争。在各支地域商帮中，福建商帮与徽州商帮、宁波商帮和山西商帮等，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清时期，江南由浙东到福建的水陆通道和海运通道显得极为繁忙。明代嘉、万时人王世懋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去者，尤不可计。”②福建的所有商品以江南为总汇，然后输向北方。分水关在福建崇安县附近，浦城县为浙江衢州府与福建建宁府之间的通道，都是江南与福建商道的必经之地。王世懋说的福建商品正是取道上述江南经浙东到福建的通道的。福建等地商品通过几条通道抵达江南后，换回江南甚至华北、东北的商品，江南又成为沟通南北方物资交流的转输地区。嘉、隆时李鼎称：“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杭其必由之境也。舳舻衔尾，日月无淹。”③地处运河南端的杭州就成为著名的中转地。康熙二十三四年(1684-1685)先后开设粤闽江浙四海关后，江南的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发展。浙江地方文献记载，南船“常运糖、靛、板、果、白糖、胡椒、药材、海蛰、杉方、尺版”等货④。乾隆四十年(1775)前后浙江巡抚三宝奏报，闽、广商船“所载进口货物不过糖、靛、果品、杂货，出口转置亦惟绸缎、布匹、药材等物”⑤。直到清后期，清代福建武夷山区的名产仍是由此商道输向上海的。明清时期分水岭通道和沿海商品通道的畅达，主要是由福建商人展开经营活动构筑的，江南是福建商帮经营活动的重点地区。
    一、福建商帮在江南各地
    万历时，杭州人张瀚说，福州、建宁和福宁等地“民多仰机利而食”⑥。同时期泉州人何乔远说：泉州安平一镇，其民“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⑦。又说：“吾郡安平镇之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是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识。”⑧何乔远还说，莆田之人“学书不成者，挟以游四方，亦足糊其口。……而行贾之人，金陵为盛”⑨。
    入清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运通道的畅通，福建商人在江南的经营活动更加兴盛。雍正元年，署理江苏巡抚何天培论到苏州治安时说：“福建客商出疆贸易者，各省马头皆有，而苏州南濠一带，客商聚集尤多，历来如是。查系俱有行业之商。”⑩苏州织造胡凤翬也惊奇地发现，“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11)。蓝鼎元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12)李果也说，阊门一带“闽粤徽商杂处，户口繁庶”(13)。乾隆后期，吏部尚书漳浦人蔡新说：“故凡里人之客于外，若楚之武昌，吴之姑苏，蜀之成都，靡不鸠工庀材，建祠立像，以答保护之德，兼藉以联桑梓之欢。”(14)这些说法，勾勒出明后期到清前期，福建商人的活动地域，除了海洋贸易外，主要在京城、苏州、杭州、汉口、成都等通都大邑。从闽商在苏州的经营情况看，这些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一)苏州的福建商帮
    明清时期的苏州，是全国最为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福建各府商帮极为活跃。
    福州商帮。万历四十一年(1613)，以福州商人为主体的闽商就在苏州胥江西岸夏驾桥南兴建了三山会馆(15)。会馆经康熙间重修，“中有陂池亭馆之美，岩洞花木之奇，为吴中名胜”(16)。后经道光时再修，规模不断扩充。
    漳州商帮。人数众多。据说明中叶已在天平山东北和支硎山南之间建立藕花庵义冢，有地五十亩，有屋数十间，设有殡室以供待而未葬者。有如此规模的义冢，说明其时漳州商人在苏州已较众多。入清后，“漳之梯山航海以来者，仕商毕集”于苏州。漳州会馆在城外小日晖桥，始创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增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共费银万余两。落成之日，蔡世远欣喜地说：“吾漳人懋迁有无者，往往奔趋寄寓其中，衣冠济盛，不下数十百人。”(17)乾隆二十年代初，因原有义冢已容纳不了棺柩，漳州商人大举增广义冢。黄可澧等商人倾囊以襄其事(18)。
    泉州商帮。康熙年间在阊门外南濠建立了泉州商人的温陵会馆(19)。
    兴化商帮。兴化府商人因“金阊为舟楫之往来，士商所辐辏，莆、仙两邑宦游贾运者多”，康熙间在南濠姚家弄内兴筑了天后宫，称兴安会馆(20)。
    邵武商帮。康熙五十年(1711)在小日晖桥之北建立了邵武会馆，“亭轩树石，映带左右。虽地势稍隘，未若三山各馆之闳敞，而结构精严，规模壮丽”(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