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建商帮。延建指延平、建宁两府。两府之人集资购地于吴县十一都曹家巷，自雍正十一年(1733)开始建立会馆，乾隆九年(1744)落成，“宫殿崇宏，垣庑周卫，金碧绚烂”。又“别置市廛数十橼”收息，以作会馆常备资金。(22)
    汀州商帮。清前期，据说汀州一府“贸迁有无遨游斯地者不下数千百人”，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在阊门外上津桥始建汀州会馆，即鄞江天后宫，落成于雍正七年，共耗银3万余两(23)。
    (二)上海的福建商帮
    清代康熙年间开海贸易后，上海迅速崛起为沿海各地、江南与华北、东北之间商品交流的枢纽，各地地域商帮在上海极为活跃。鸦片战争以前，上海已然成为全国最大的沿海商港。道光时期，沿海和南方各省的地域商人在上海就已建立了13所地域性会馆(24)。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商业地位更加迅速上升，全国各地的商人也随即涌入。
    福建商人尤其泉漳商人，是清前期沿海贸易的主力。《中国丛报》中所收1832年8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航行记》中曾说：“大约8月20日，我们到达了长江口，岸上矗立着上海城(上海县)--南京以及整个江苏省的商业中心，并且就国内贸易而言，也许是帝国的主要商业城市。……像宁波一样，贸易主要由福建人操持。每年有千余艘小船驶往北方，运去丝绸及其他江苏物产，运回大豆和药材。有些福建人拥有的船只驶往(东)印度群岛，运回价值昂贵的货物。”(25)咸丰年间，苏松太道台吴煦说：“凡闽之钜商大贾，沪上为多。”(26)
    泉州、漳州商帮。上海的福建商人，实际上以泉、漳商人居多。现在已知清代自康熙后期止于咸丰后期的51起海难事例，已知目的地有50例，从中可以具体明确地获知福建商人北艚贸易的航向目的地大致是四个地区：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为11例，仅次于前往天津的20例和锦州的12例。11例中，明确来源地的有10例，其中来自泉州和漳州二府的各为4例，另2例来自兴化府的莆田县(27)。乾嘉《上洋竹枝词》描写：“圜寰居奇百货盈，遐方商旅满江城，洋行街上持筹者，多学泉漳鸠舌声。”可见泉漳商人在洋行业中也甚有势力。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上海的泉州府的同安和漳州府的龙溪、海澄三县客帮公议，捐资置买大东门外滨浦房屋土地，建造泉漳会馆，开始建造泉漳会馆，同时置买北门外圩地，建造泉漳北馆，不久又置买会馆临近房屋田地，收取租息，作为会馆维持经费。据说泉漳会馆，“其规模之宏远，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28)。会馆周围，上下通衢多是该帮商人。以后随着到上海贸易人数的增多，陆续添置公产，到道光十一年(1831)，该帮在官府登记的房产多达226间，田地26亩，仅担任司月的商号就有金协盛等51家。(29)道光十二年(1832)会馆重修，总共收入1663元，其中公馆房租700元，捐款963元。捐款者中，官员8人，捐款48元，占5%；不明何种行业商号43家，捐款643元，占近67%；金恒发洋船等洋船商7家和新景万船等41条船，捐款272元，占28%强，其中捐款最多者是金恒发洋船，捐银60两(30)；未标明洋船或船者，恐也有不少与海运业有关，足见海运业在泉漳商人中的比重。咸丰七年(1857)，商号或个人向会馆捐款更多达32笔，号船及租船68艘，共捐银7110两，银元204元(31)。光绪二十六年(1900)，登记在册的房产有50余号，房屋650余间(32)。这在上海各帮中也较为少见。房产如此之多，可以想见该帮实力。由福建人自述、会馆捐款者多船号，以及由民国时追溯会馆成立时“张设市铺，售兑花糖，生意日新月盛”(33)，可知在上海与福建之间主要从事棉花、蔗糖等船运贸易的，实际就是泉州、漳州二府商帮。
    福州商帮。福州商人在上海城北立有三山公所，为沪北沪南福州各业商人聚会地。同治初，因运果桔者渐盛，公所隘小不能容，同业在里仓桥谋立果桔三山公所，形成会馆的基础。光绪末年又在沪军营火车站购地，移建新馆，民国初年告成，即沪南果桔三山会馆(34)。
    建汀商帮。指建宁府、汀州府等闽江上游地方的商人。永定人苏绍柏叙述建汀人在上海的经商经历道：“吾郡人懋迁来沪，向仅上、永两邑人，亦如晨星之寥落。”(35)嘉庆初年，上杭人曾辛叔和同县人王耀光等，醵金置买南郊田创立义冢，又于董家渡购屋，祭祀天后，名永庆堂。道光中，公议各就所业抽厘，以扩充善举，因此又置买翠微庵西南田数亩为新义冢。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那里构建会馆，经三年而落成，名“建汀会馆”。会馆在咸、同兵燹中无损，战后又不断修葺，房产、祀产不断增殖，而上杭等地“懋迁于此者，至是亦渐繁盛”(36)。会馆成立后，建汀商帮的实力不断壮大。光绪初年袁祖志诗谓：“江干市舶集如云，会馆巍峨列郡分。闻说建汀名最著，地灵筹笔驻行军。”(37)光绪三十二年(1906)，杨荫杭刊文《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介绍在上海的商帮有宁波帮等22个地域帮(38)，涉及11个省域，其中有福建的建汀帮。稍后，日本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编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支那经济全书》第二辑和《支那省别全志》等，均沿用了杨文的说法。可见建汀商帮在上海也颇具实力。建汀会馆经费依靠同乡各业月捐，及长生纸、棕等捐。光绪九年(1883)会馆重订章程，停止月捐，而“建郡纸、棕各货捐，仍照旧章抽厘，归值年司事收取”，另外成立龙冈会，捐款生息，所获银两除贴补会馆之用外，用以扩充善后事业(39)。由建宁府纸、棕业一直要交货捐来看，建汀商帮特别是建宁商人以纸、棕二业为最大宗行业。而建汀帮中之汀州府长汀商人，在上海以经营靛青为主。到近代，建汀商人又以将材木贩运至上海为主要行业。福建是材木著名产地，近代上海附近一带所需木材，除外国建筑或铁道所用者，皆由美国及日本输入外，其他皆仰给于福建。此等福建木商，皆集中在城东到城南沿黄浦江一带，盛开木厂木行，其大者约30家。外此该帮更有烟草、药材等业，以及利用民船从事沿海航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