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杭州、南京及其他市镇的福建商帮
    明清时期的杭州，与苏州同为著名的工商城市，福建商人在杭州也很活跃，万历后期到崇祯年间被官方缉获的十几起违禁通番案件，涉事者主要是福建和江浙商人，范围均是在江南杭州一带(40)。
    明后期，南京的福建典当商是与徽州典当商竞争的重要商帮(见后)。明后期，福建人李昌者，“精悍有心计”，居武定桥，利用“里中工组紃，凡锦绮缯縠之属，上供之外率衣被天下”的丝绸生产基地的有利条件，从事蚕织，“收其赢利，不三四年，果大饶裕”(41)。
    浙海关的分关乍浦，不仅是从事沿海贸易的闽粤船舶的停泊地，也是对日贸易的始发港。直到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前，不但福建、广东的蔗糖，福建的木材、纸张等商品，经此输向江南，而且江南的丝绸、棉布、书籍等大宗手工业品也是由此销往海外的。康熙中后期，唐甄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42)鸦片战争前，双林镇的辑里湖丝由广州输向国外，每年“端午前后，闽广客商聚贸于镇”(43)。镇中专设有“广行”，一过小满，“闽广大贾投牙收买，招接客商”(44)。
    二、福建商帮在江南从事的行业和经营的商品
    福建商人在江南经营的行业相当广泛，商品流通量相当可观，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棉花棉布
    福建有一定的棉布生产能力，但所需原料棉花全部来自江南。吴伟业描写道：“自上海、练川以延及吾州，冈身高仰，合于土宜。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今累岁弗登，价贱如土，不足以供常赋矣。余作《木棉吟》纪之，俾盛衰知所考焉。”“……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二八倡家唱歌宿，好花真属买花翁。刘河塞后遭多故，良田踏作官车路。纵如耘籽土膏非，雨雨风风把花妒。薄熟今年市价低，收时珍重弃如泥。天边卖客无人到，门里妻孥相向啼。昔年花早官租缓，比来催急花偏晚。花还未种勉输粮，输待将完花信远。昔年河北载花去，今也栽花遍齐豫。北花高捆渡江南，南人种植知何利。”(45)清初一度福建棉商不至，苏松棉区农民生活无着，“门里妻孥相向啼”，康熙五年闽中棉商又挟重资到太仓，“举州叹为祥瑞”(46)。自后因为太仓鹤王市所产棉花特佳，“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每岁航海来市，毋虑数十万金”(47)。乾隆早期，每年四、五月南风时，刘河、川沙、吴淞、上海各口，闽粤糖船前往贸易，九、十月间置买棉花回船(48)。或谓“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磨，袂相接焉”(49)，形成福建蔗糖北上而江南棉花南销的对流局面。直到清中期，江南一直在向福建输出大量棉花。棉花输向闽广地区，始终是当地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直到清后期，盛况依旧。据说仅1845-1846年间，就有值价134911美元的上海棉花被福州帆船装运回境。
    福建虽能织布，但并非如褚华所说在江南只买花而不买布，而是大量输入棉花的同时也输入棉布。万历年间，江苏洞庭商人席端樊、端攀兄弟将江南棉布南贩闽广，闽商大量收棉，当也经营棉布。乾隆时，福州知府李拔则声称，当地“棉花绝少出产，购自江浙，价常加倍……寸丝尺布皆须外市”(50)。清前期，昭文县支塘镇，“居民善织作，闽贾至江南贩布，以赤沙所出为第一，远近牙行兢以布面钤‘赤沙’字样焉”(51)。这种赤沙布，“纫而密”，因而为闽商所抢购。太仓州的沙头镇，出产沙头布，“闽人到镇收买，寒暑无间……牙行获利者恒累数万”(52)。上海县法华镇，出产紫花布，“专行闽、广，本者省，各省行之”(53)。后来江南棉布随着华北市场的逐渐收缩，似乎更依赖福建，人称“今则齐豫皆捆载而南，货多用寡，日贱其值，祗恃闽广之贸布，少资织作”(54)。前述署江苏巡抚何天培说苏州的布商聚集中南濠一带，明言闽商在苏州布业者甚多。据《北关葛夏布商人报税成案碑》，康熙后期，福建商人与江西商人一起，收买土产葛夏布匹，前往杭州北新关报税入城，报牙发卖，北新关给发小票，明确税率，商人称便(55)。直到道光之季，嘉定黄渡镇，“里中所产土布，衣被七闽者，皆由闽商在上海收买”，当地布商为打破闽商垄断，自收自运由海道销布福建(56)。光绪后期，常熟梅李镇所出小布，厚重耐久，“消路闽、浙最广”(57)。道光《乍浦备志》卷六《关梁》专门提到“置办出口之装载布匹者闽广船”，说明广东、福建一直依赖江南输入棉布，并且几乎全是由闽商、粤商经营的。
    (二)米粮
    清代福建缺米，又不时偷运出洋，故福建米商杂沓于苏州。康熙时，江苏巡抚张伯行常遣闽商赴苏买米。康熙四十五年(1706)，苏州因闽商高价籴米，导致米价暴涨。雍正五年(1727)，福建官员令商人贩买米粮6次计2万余石，引起苏州米价上扬，苏州巡抚陈时夏深表不满，但其后“闽商仍复接踵来苏，赍领督抚咨文，接买江广之米”(58)。如此穿梭往来，福建米商活跃程度可见一斑。
    (三)生丝丝绸
    福建的漳州等地所产漳纱、漳缎可与苏杭绸缎嫂美，但必用湖丝方光洁鲜艳，江南绸缎又多赖闽粤商人远销外洋，故贩运江南丝及丝织品是其重要活动内容。道光十年(1830)，光福州一府在苏州经营丝业的就有29号(59)。在盛泽镇上，闽粤丝绸商同徽商、山陕商、宁绍商、山东商相互竞争。
    明清两代，将江南生丝和丝绸输向华南以至出口的，福建商人一直是主力。明末人周玄暐称：“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60)所谓重货，大多是江浙丝绸。明中后期从事日本通番贸易的，最初主要福建商人，后来与徽商、江浙商人一起，构成民间走私商的主体。嘉靖后期人郑若曾认为，日本自有丝绸花样，但依赖中国生丝为原料“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61)。万历时姚士麟曾援引嘉靖时中国商人童华的话说：“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62)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总结道：“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磁；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63)时人一致认为，中国输向日本数量最多的是生丝和丝绸，因此对日走私贸易基本就是生丝丝绸贸易。嘉靖中期，提督军务王忬奏称：“漳、泉各澳之民，僻处海隅，俗如化外，而势豪数姓人家又从而把持之，以故羽翼众多，番船连络。”(64)隆庆年间开海禁前，对日走私只能直接偷渡，开禁后，至日本仍属非法，但可以堂而皇之地到“西洋”贸易，于是商人出航时，先向西洋南行，到远离官府巡缉范围，就折而向东行驶，对日贸易较前事实上便利得多。这也就是隆庆以后中国对日丝绸贸易甚于往日的一个重要原因。万历十七年(1589)，福建巡抚周寀就曾称：“漳州沿海居民往贩各番，大者勾引倭夷，窥伺沿海，小者导引各番，劫掠商船。”(65)同时人称：“福建漳、泉滨海，人藉贩洋为生。”(66)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1610-1614)，被官府缉获的通番案件有七起，涉案人所需商品绝大多数是在杭州等地采购的，或者主要是由江南生产的大宗商品，其中很大部分是生丝丝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