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蓝靛
    江南丝绸棉布生产发达，需用大量蓝靛、苏木等作染料，所需之靛，主要从外地输入，福靛是重要来源，建汀帮中之汀州府长汀县、上杭县商人，在江南和江西等地，均以经营靛青为主。在嘉兴乍浦，汀州商人于雍正四年(1726)在南门外总管弄始建立鄞江会馆，乾隆十四年(1749)建成，俗名靛青会馆，靛商皆集于此。乾隆四十年(1775)，又重建宫宇，费银万两，数年告竣。上海在同治以后，靛市十倍于昔，汀州商人联合各地同业建立靛业公所。(86)民国《上杭县志》卷十《实业志》称，前清嘉、道以前，县人“出外经商，以靛青业为最著”。据前志所载，乾隆初年，“本邑之种蓝者其利犹少，杭人往南浙作靛，获利难以枚数”，后来江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于总会馆外皆有上杭会馆，“当时商业发达可知”。是说清前期上杭商人主要利用邻近的浙南地区出产靛青的有利条件，大力经营靛青业，活跃于全国重要都会之地，并在福建商帮中相对独立，建有县级会馆。建汀帮中之汀州府长汀县、上杭县商人在江南就以经营靛青为主。
    (八)烟叶
    福建建宁府浦城县，盛产烟叶，浦城烟在江南颇负盛名，江南人口庞大，烟叶烟丝耗费可观，主要靠福建输入。福建建宁府浦城县，盛产烟叶，浦城烟在江南颇负盛名。乾隆中期徐扬绘录的《盛世滋生图》中，烟草业市招有7家，有3家标为“浦城”字样。记录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南巡时苏州店铺的《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共有25家店铺，其中第14店为“自制浙闽名烟”的启泰号。直到民国初年，苏州有11家建烟铺号，其中10家由福建商人经营。前述光绪年间苏州重建的汀州会馆，就是由永定烟帮和上杭纸帮共建的。馆中维持开销，也由两帮分任。后来会馆大修，烟帮出资甚至多于纸商。
    (九)南货、花木
    闽粤多珠玑、犀象、苏木、香料、各色鲜果、糖、铁器等，闽粤商人在苏州经营这些土特产品者在在皆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以福州商人为主体的闽商就在苏州胥江西岸夏驾桥南兴建了三山会馆(87)。会馆经康熙间重修，“中有陂池亭馆之美，岩洞花木之奇，为吴中名胜”(88)。后经道光时再修，规模不断扩充。道光十年(1830)，捐款者多达110余号、人，其中洋帮32号，干果帮14号，青果帮16号，丝帮29号，花帮20号，紫竹帮3号(89)。区区一府，就有这么多人经营闽省特产，说明福州商帮是以经营洋货南货、花木业为主的商帮。乾隆年间，花商就在山塘街下塘建有花商公所，道光十二年(1832)捐款者为首的即是三山花帮，助洋50元，第三位是长乐花帮，助洋22元。直到光绪时重修公所捐款，仍有闽省福新兴号。凡此皆说明，花木是福州商帮的经营重点。道光十三年(1833)，在苏州的福建商人李开广，办货不出本钱，向船户王朝宗借银洋92元，却诬控王朝宗盗卖花木，官府审出实情，被责处押追。(90)据道光十年的碑记，当时光福州商人就有洋帮32号，干果帮14号，青果帮16号，紫竹帮3号。区区一府就有这么多人经营闽省的土特产，说明福州商人主要经营南货业。
    (十)典当业
    明代南京当铺之多实在惊人，据说“不下数千百家”，或“五百家”，最主要的为徽州和福建二地商人所开。福建铺本小，取利百分之三四十；徽州铺本大，取息在百分之二三十(91)。莆田商人陈姓，就在南京从事典当业二十年(92)。明末南京人周晖，就记有福建人姚某，在南京开典当铺(93)。可见，明代福建人在南京开典铺较为出名。
    综上所述，在江南，福建商帮主要从事食糖、木材、烟草、纸张、靛青、花木、洋货南货等商品的经营，其中福州商人主要从事木材、花木、洋货南货、果桔等，是清代向江南输入木材特别是福建木材的主力；泉漳商帮在上海与家乡之间主要从事生丝丝绸、棉花棉布、蔗糖等船运贸易，是向家乡输入棉花、绸布而向江南输出蔗糖的主力；建汀商帮特别是建宁商人以纸、棕二业为最大宗行业，建汀帮中之汀州府长汀商人，在苏州乃至江南主要是上杭帮和永定帮，主要经营纸张书籍、烟业等，是向江南输入纸张特别是闽纸的主力，该帮商人在上海和乍浦海口以经营靛青为主，是向江南输入“福靛”的主力；兴化商人主要经营烟草、烟丝等业。福建广东商人在沟通江南与华南的经济联系，导致上海商市的日益兴盛，乃至促使近代江南社会的转型中，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上述江南与福建之间的商品流通，充分体现出互补性和双向交流的特点。福建需要江南的生产原料如生丝、棉花，同时需要江南的制造品如丝绸、棉布等，而江南不但需要福建的纸张、木材、蓝靛等作为生产原料，还需要福建的蔗糖、烟叶、花木、海货等生活必需品(糖也是工业品)。较之江南与其他经济区的商品流通，江南对福建的商品流通量，其优势不甚明显，且从事江南与福建之间经济联系活动的基本上是福建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