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清之际中国输日的生丝数，日本学者岩生成一曾作过统计：自崇祯十三年(1640)至康熙四年(1665)间，19年有记录，共输入生丝3778164斤，最多的崇祯十三年，为364428斤，最少的顺治五年(1648)，为65835斤，其余均在10万余斤，平均每年198851斤，其中由唐船输入者，自崇祯十三年(1674)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31年每年有记录，其中顺治十六年(1659)最多，为229891斤，康熙十三年次多，为220000斤，平均每年133610斤，两者相除，唐船输入者占总数的67%(67)。在将每年20万斤左右生丝和大量丝绸输向日本的运营中，福建商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顺治十八年，浙江缉获走私船1艘，船上商人30余人于前一年置备货物到福建海澄下海赴日贸易。其中漳州人张瑞在杭州购买丝260斤、白绫33匹、红绉纱4匹，福州人王一在杭州买丝40斤(68)。乾隆时，“闽省客商赴浙江湖州一带买丝，用银三四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69)。可见至清前期，福建商帮仍是将江南丝绸销向西方各国的重要地域商帮，从事海外丝绸贸易的福建商人，主要是漳、泉两府商人。
    (四)蔗糖
    福建盛产蔗糖，江南人习尚食甜，以糖为佐料，又制作各种甜食、果饯等，甚至染丝上色也需糖，用糖量巨大，糖由榨取甘蔗汁而成，但江南基本不产蔗，糖就需要从产糖之地福建等地输入。福建所产糖有乌糖、砂(又作沙)糖和白糖三种，白糖又称糖霜，主要产自泉州、漳州、台湾、福州等府。明后期，福建糖贩卖四方，与其他商品一起，“下吴越如流水”。乾隆《福州府志·物产志》载：糖有黑白两种，当地商人“泛海鬻吴越间”。按照乾隆《台湾府志》所载统计，仅台湾一地即年产蔗糖上亿斤。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特别规定，福建糖船往浙江、江南各省贸易，在厦门停泊者免输其税。在嘉兴乍浦口，福建糖商“多系水客，陆续贩来，投过糖行家发卖”(70)。乾隆朝广东糖约占三分之二，后来广糖多至上海入口，其收口乍浦者，反比闽糖为少。闽广糖仅在江南的销路，清中期就每年多达上亿斤。前述清代前期福建船只源源开往天津，装载的主要是蔗糖。因此，明后期至清前期，福建商人一直以上海为据点，将福建所出蔗糖输往江南，而从江南贩运回棉花布匹。乾隆十八年(1753)，江南官员奏报，“惟查刘河、川沙、吴淞、上海各口，有闽粤糖船，肆伍月南风时候，来江贸易，玖拾月间，置买棉花回棹。”(71)李行南诗谓：“闽商粤贾税江关，海物盈盈积似山。上得糖霜评价买，邑人也学鸟语蛮。”并出注“小东门贸易人，亦能鸟语”。(72)形容当时闽粤商人蔗糖、棉花贸易的盛况，连当地人都会一二句闽粤语言。同治时，王韬则说：“闽粤大贾多在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于沪则收买木棉，载回其地。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敞壮丽，最盛者闽为泉漳，粤为惠潮。近年来闽人生意大衰，久于沪者且隶沪籍为土著矣。粤人则多在北关外，较昔更盛，大半在西人处经纪通商事务”。又说：“黄浦之利，商贾主之。每岁番舶云集，闽、粤之人居多。土著之远涉重洋者，不过十之一二，皆于东城外列肆贮货。利最薄者为花糖行，当深秋时，木棉空野，碾去花核者曰花衣，行中代闽、粤诸商贱值售之，而运往外地。”(73)说明直到晚清，闽粤商人从事的蔗糖和棉花贸易仍是上海极为突出的商务大宗。
    (五)木材
    江南有着发达的造船业，闻名天下的木器制造业，十分考究的建筑业，以及工程浩大的海塘等水利设施，木材需要量极为庞大，但当地基本不产材木，需要从福建等地输入大量的木材。福建商人每年从福州装运木材，前往浙海关的分关嘉兴乍浦镇，“至江浙两省发卖”(74)。朱彝尊有诗题其盛况，谓“迩来弛海禁，伐木运堂栋。排空驾橧巢，近水压茭葑……因而估舶多，僻地乃喧哄。”(75)在乍浦的进出口商品中，以木、糖、杂货为主，“大约逐年进口税数，木当其五之二，糖及局商所带洋货当其五之一，其余南来无数杂货当五之二”(76)。乍浦自海盐弄向西直抵关口，有木班厂十余所，木商字号各占厂屋，其大者一号一厂，其小者两三号同一厂，周围二三里都是木场。木货来自福建者十分之九，来自浙江温州者十分之一。来自福建者材质较优，大多系杉木，大料间有松木，有长至八九丈者，都来自建宁；来自温州者为松板。福建南台镇为木植总所，乍浦木商逐号请人坐庄，在那里置货。木号有专门置办宁德、福安货者，宁德、福安两帮商人将木材运输到南台，纳税出口运抵乍浦。所谓“闽省之贸迁于乍城者不一事，而业杉者十居二三”(77)，福建木商成为乍浦最有实力的商人。福建木商为了“会议公事率有公所”，还曾联合各地木商于雍正十三年在长木桥西始建神圣宫，乾隆四十年建成，为木商公所(78)。可见清代前期起，福建、浙东木材也通过海道，大量输向江南，浙海关的分关乍浦，木税占了全部税收的五分之二，道光中期，每年由福州一地输出的木材就高达1200万根原木，8万捆木棍和40万匹木板，木值估计达900多万元(79)。
    (六)纸张
    福建盛产纸张，而江南有着独步海内的刻书印书业、笺纸加工业，却纸张匮乏，福建于是向江南各地源源输入各色纸张。三藩之一耿藩作乱时，江南纸价骤长，平定后纸价渐平(80)，说明明清之际福建纸一直供应江南。建阳纸，数量为全国之冠，经营该业的多系汀州和建宁两府商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在苏州的上杭六串纸帮商人建立了汀州会馆，“其实为上杭纸业之一部分也”(81)。区区一县纸商就独力建立了会馆，这在会馆林立的江南也是不多见的，而且仅为该县“纸业之一部分”，可见福建纸商在江南的实力。汀州会馆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一度福建纸商罕至，光绪十三年上杭纸商联合同府永定县(永定原为上杭一部分)的皮丝烟帮，耗银3000余两重建了会馆。光绪三十年(1887)，会馆大修，经费先从皮丝烟捐抽拨2200元，永定纸、烟帮各抽1300元，再到杭州、南京、镇江、扬州、上海等处募捐，共得捐款银10246元。其中苏州一地除了皮丝烟帮、上杭纸帮、永定烟帮外，另有48号、人捐款，外地则永定、杭州、南京、镇江、扬州、上海捐款较多，苏州附近江阴、常熟、平湖、嘉兴、奔牛以及九江也有零星捐款。(82)可见直到清末，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汀州商帮仍然相当活跃。由上述会馆管理以及捐款比例，可以推定，汀州商帮在苏州乃至江南主要是上杭帮和永定帮，主要经营纸张、书籍、烟业等。
    在上海，建宁、汀州二府商人于嘉庆年间建有建汀会馆。由建宁府纸、棕业一直要交货捐来看，建汀商帮特别是建宁商人以纸、棕二业为最大宗行业(83)。在整个江南，福建纸商也很有名。张应俞《杜骗新书》第六类《牙行骗》就描写，福建纸商施守训，“家资殷富，常造纸卖客。一日，自装千余篓，价值八百余两，往苏州卖……家中又发纸五百余篓到苏州……次年，复载纸到苏州”。看来这是个专门以苏州为市场的福建纸商。据今人调查，地跨长汀、连城、清流和宁化四县的闽西四堡，从明中叶起便以造纸刻书并负贩于天下而闻名于长江以南各地。这些书商到江南大致往北下闽江，入江西，到九江，沿江而下抵南京、无锡、湖州、苏州和杭州等场，如邹氏和马氏宗族的不少人曾将家乡的书籍纸张贩运到江南(84)。在福建各支地域商帮中，龙岩商人自有特色。依据陈支平和陈滨的研究，在清代中期形成的龙岩商帮，就是以经营闽西山区土特产与百货业为核心，而以纸、烟为最大的经营商品的商帮(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