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福建商帮建立的地域组织--会馆
    会馆是地域商人崇拜神祇的公共建筑，联络乡谊的聚会场所，举办善举的社会组织，谋划商务的地域团体，甚至还是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的辅助力量。福建商人在江南建立会馆，可能是各地域商帮中最早的，也是数量较多的，为清晰起见，列成下表1。
    资料来源：乾隆《吴县志》卷一○六《艺文》；乾隆《乍浦志》卷一《城市》；道光《乍浦备志》卷二○《祠祀》；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厢》；光绪《嘉定县志》卷二《营建志》；光绪《嘉兴县志》卷一○《坛庙》；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七《建置》；民国《南浔镇志》卷二《公署》；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341、351页；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3～249页；南京：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340、350、352页；甘熙《白下琐言》卷二，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4页；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一八《查核上海会馆并无囤贮私盐暨舟山地方产盐应归浙江经理折子》。
    表1表明，自明至清福建商人在江南至少建立了22所会馆。这些会馆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建立年代早。凡已知具体建立年代的会馆，清前期大多已经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明代万历时，福州商人已在苏州建立了三山会馆；另有崇祯年间福建商人在嘉兴县城建立的会馆。明代地域商人在江南建立的会馆只有福建商人所建的这2所和广东商人建立的3所会馆。这说明福建商人是较早在江南活动的外籍地域商人，而且在明代江南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学界探讨商帮成立的时代和标志，还殊少说明，实际上这些会馆正是重要的例证。
    二是会馆建立普遍化。仅在苏州一地，到清代雍正年间，福建八府商帮基本上以府为地域范围，先后建立了7所会馆。全省商人以府为范围在一个城市均建有会馆，这在江南乃至全国都是唯一的。
    三是单个会馆的实力相当雄厚。如苏州的三山会馆。三山会馆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建立后，经康熙和乾隆时重修，“中有陂池亭馆之美，岩洞花木之奇，为吴中名胜”(94)。后经道光时再修，规模不断扩充。又如上海的泉漳会馆。乾隆年间，泉州、漳州两府的龙溪、同安、海澄三县客帮公议，捐资置买大东门外滨浦房屋土地，建造泉漳会馆，同时置买北门外圩地，建造泉漳北馆，不久又置买会馆临近房屋田地，收取租息，作为会馆维持经费。据说该会馆，“其规模之宏远，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会馆周围，上下通衢多是该帮商人。以后随着到上海贸易人数众多，陆续添置公产。到道光十一年(1831)，该帮在官府登记的房产多达226间，田地26亩，仅司月就有金协盛等51家商号。次年会馆重修，捐款者除了司月和公估产局，还有商号4家，船号41艘，洋船7艘，共捐银元1633元。咸丰七年(1857)捐款者更多达商号或个人32，号船及租船68艘，共捐银7110两，银元204元。光绪二十六年(1900)登记在册的房产有50余号，房屋650余间(95)。这在上海各帮中也较为少见。房产如此之多，可以想见该帮实力。
    四、福建商帮经营活动的作用与影响
    福建商人在商品生产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的经营活动，对江南和福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举其荦荦大者，约有数端。
    一是对福建百姓的生计产生了直接推动作用。万历时梁梦龙说：“查得海禁久弛，私泛极多，辽东、山东、淮扬、徽、苏、浙、闽之人做卖鱼虾腌猪及米豆果品、瓷器、竹木、纸张、布匹等项往来不绝。”(96)万历时曾有官僚指出：“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边海人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97)崇祯三年(1630)，兵部尚书梁廷栋等称：“闽地瘠民贫，生计半资于海，漳、泉尤甚，故扬航蔽海，上及浙直，下及两粤，贸迁化居，惟海是藉。”(98)熙进士庄亨阳说：“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99)福建漳浦人蓝鼎元于雍正初年说：“臣生长海滨，习见海船之便利，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驾，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来往往，习以为常。”(100)福建、泉州、漳州“两府人民，原有三等，上等者以贩洋为事业，下等者以出海采捕、驾船、挑脚为生，计惟中等者力农”(101)。乾隆十六年(1754)，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漳州郡城，与厦门对峙，该地绅士富户，半系贩洋为生，较之他郡，尤为殷实，而城市之繁华，胜于省会。”(102)乾隆十九年(1754)，两广总督杨应琚等奏称：“出洋贸易者，惟闽、广、江、浙、山东等五省之人，而其中闽省最多，广省次之。此等人类，皆挟赀求利。”(103)同年，福建巡抚陈弘谋奏：“闽省地处海滨，南洋诸番，在在可通，福、兴、漳、泉等府，地狭民稠，田土所产，不敷食用，半藉海船贸易，为资生之计。”(104)海洋贸易在福建尤其泉、漳、福、兴四府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雍正年间，光福建商人前往菲律宾马尼拉贸易，“一年出洋商船，约有三十只，或二十八九只，每船货物价值或十余万、六七万不等。每年闽省洋船，约得番银二三百万，载回内地，以利息之赢余，佐耕耘之不足，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105)。
    二是对江南的商品生产起了直接推动作用，影响着江南商品生产的兴衰。明后期人徐献忠曾以棉布生产者的口气，说道：“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匹夫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之不中数，饰粉傅脂，护持风露，摩肩擘以授人，腾口说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贾师以如父，幸而入选，如脱重负。”(106)描写生产者急于出售产品的心态、行为，十分形象逼真。
    福建商帮同徽州商帮、山陕商帮以及江浙的洞庭商帮和杭州商帮等一起，持续地将江南大宗商品棉布、丝绸和书籍等输向全国乃至源源出口，极大地推动着江南的商品生产。江南棉布原先由“各省布商多先发银于各店，而徐收其布，故布价贵，贫民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清初一度“布有余积，而商无现银，价遂从此日落，民之生计盖蹙矣”(107)。嘉定人也记载：“吾乡土产，惟细白扣布，坚致耐久，为中人所宜。向年各省大商辈重赀来购，一时不能齐集，有发现镪于各户以徐收其货者，故布价不贱，而贫民业在纺织，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无虞。今商人需布，有现货而无现银，价遂从此日落。更数十年，吾郡之生计尤不知若何矣。”(108)但自清中期起，江南棉布市场收缩，销路阻滞，江南农户生计逐渐陷入窘境。可见，江南商品生产的持续发达，有赖各地商人，特别是福建等地商帮的活动。
    三是福建商帮的活动，对福建大众生活习尚也产生了间接影响。在福建福州，乾隆时安徽怀远人许所望有诗描写谓：“金貂素足本风流，家住南台十锦楼。却笑城中诸女伴，弓鞵月影画苏州。”并出注：“福州城外皆素足女，城中缠足学苏妆。”(109)在延平府永安县，雍正年间，即“间有挟策出游吴越者，即炫其侈丽，不过衣服器用偶传新派，酒食宴饮颇示珍奇”(110)。乾隆年间，郭起元说，福、兴、泉、漳四府，“用物侈靡，无论其他，即冠带衣履间，动与吴阊杭越竞胜”(112)。远在福建建宁府的浦城县，号称“小苏州”或“赛苏州”。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江南，在文化观念和社会意识上也对福建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直接间接是通过福建商帮在江南的活动体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