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葡人享有帝汶檀木贸易的专营权，此细木良材也成为澳门最大的利润来源。“这一项多年来为澳门所进口的物品，使澳门政府从这上面获得的收入是如此可观，以致几乎这个居留地的所有开支都从这种物品的进口而来”。(31)尤有进者，明清时代的某些人认为澳门被葡人占据便与此香物有关：“祖宗朝贡有定期，防边有常制，故来者不多，近因布政吴廷举谓缺上供香物，不问何方，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防禁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葡萄牙)所以乘机突至也”。(32)而在清朝平定台湾后，1723年，雍正帝诏谕，废除清廷1717年颁布的禁止南洋贸易令，中国商人于是从帝汶和巴达维亚运回大量檀木，在广州低价出售，大大影响了葡人的交易。(33)于此，澳门当局立即有了反应，1724年8月31日，帝汶新总督马塞多(Antonio Moniz de Macedo)抵达澳门，同船有澳门新总督欧嘉苏华(Antonio Carneiro Alcacova)。澳门当局抓住帝汶总督在澳门停留的机会，当即召集议事会大会，“建议与帝汶新总督订立条约，委托他管理印度总督决定给澳门船只的三百担檀香”，并就檀香木运销地点及价格作了限制性规定。此举并不能解决太大的问题，1732年1月14日，鉴于“财源枯竭”，澳门议事会专门召开全体会议研究解决之道，因为帝汶当地民众的反抗，使葡萄牙对帝汶的统治“处于大衰落之中”，澳门“商业贸易的支柱--檀香--今天已失去以往的声望。”(34)此后，更由于葡萄牙和其他列强势力的消长，1785年，帝汶政府宣布废止澳门享有的檀香木贸易的垄断特权，葡人的经营难乎为继。
    继葡人之后，其他西人开始介入此项买卖。较早是荷兰人，初以“入贡”形式，清顺治十三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德·豪伊尔(Pieter de Goyer)到访北京，有“檀香十石，共一千斤恭进”。康熙五年，荷兰贡方物，内有“檀香三千斤”。翌年的贡品则有檀香20石，檀香油1罐。(35)油从木中提炼析出，“质地芬芳，很受人们珍视”，据说，这种黄色的油“在水中会下沉”。(36)17世纪的荷兰人还因缘建立了亚洲的海上贸易网，他们将东南亚的胡椒和檀木等卖往中国，换回丝织品等，转手日本，赚得白银；复去购买印度的棉织品，再回南洋换取檀木及香料。如此这般，远近流转，彼此易物，直白说，扮演的是二道贩子的角色。“通过这种亚洲国家间的贸易谋利。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运回欧洲货物所需的钱款，用于维持与扩大在亚洲的要塞、船队和货栈所需的资金，大部分由此而出。”(37)
    当然，更大的经营者是18世纪对华贸易的最大国家英国。173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里奇蒙号”在代利杰里(Tellicherry)装运檀香木859担来华，该船在广州货物的总售价是56384两银，毛利47%，檀木占该船所有货物赢利的近五分之一。这是所见比较早的英国运檀木入穗的记录。在英国人那里，檀香木径直摆脱了“贡物”的面目，成为一般的交易商品，从朝廷方物变身国际贸易用品。早期英人输檀入华是不经常的，每每间隔数年。1742年7月1日，两船抵达黄埔，其中“防卫号”从伦敦直接开出，装运的是铅、绒布等“英国产品”；“翁斯洛号”经孟买，装运的便是檀木等“印度产品”。十余年后，是项贸易又延续，1756年，“霍顿号”从孟加拉和代利杰里运来檀香木。从此开始，也许解决了稳定的货源，英船比较经常地运檀来华。1757年，“皇家公爵号”载檀香木入广州。1759年，东印度公司有12艘船来华，其中9艘经停印度口岸载檀。(38)此货品成为广州口岸的大宗进口项目，作为那时唯一对西洋国家开放的商埠，广州长期作为中国进口檀木的分销地，“大约长江销路最好。惜来源殊少，不敷客商购买耳。”(39)1764年，作为清朝官商的“公行”公布进口货物的价格，檀香木每担16两银。而当年广州市场上流通价格是马拉巴尔(Malabar)木(一级和二级)每担18-19.4两银，帝汶木12两银，马德拉斯(Madras)木10.5两银。因产地不同，檀木的价格也有差别。“公行”公布的是平均价格。1771年，输入广州的檀木，除了东印度公司的3830担以外，还有散商的35担。散商(private merchants)，是此间正在崛起的游离于东印度公司体制外的新商人群体，该群体在产生之初即介入檀香木这一有利可图的交易中。1772年，进口的檀香木，英国东印度公司有6699担，散商承运5担；另有890担是荷兰人运来，反映荷兰等国也不时参与。1774年，檀香木的广州价格是一级每担银21两，二级16两，三级13两，帝汶大块木10-12两。(40)价格较十年前略有攀升。177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入檀木980担，散商运入1468担。此乃重要转变信号：散商贸易量首次超过公司，且逾出不少，散商经营有了大幅跃增。长期以来，公司一直将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品--茶叶的经营权牢牢把持，而在其他货品上开放口子，以弥补公司因大量进口中国茶而造成的巨额逆差。檀香木是散商较早经营的比较有声有色的货品。1781年10月11日，公司驻穗大班向粤海关监督提出抗议：“去年的进口货价太低，希望本季给予散商船一些鼓励，否则他们不会再来此埠”。要求近乎要挟。中方答称：“他们来否是有自由的，至于价格一定要依市场需要而定，而且没有一个商人会给价超出货物所值，从前这种做法已使很多人破产，因此，官员现在必须考虑欧洲人和商人双方的利益”。此处可见，檀木的价格主要受供求关系影响，受消费市场左右。(41)此间有逐级递进，从低端的原料产地，经过运输，到达中国的制造与消费，在产业链中，中国是终端，也是高端，中方也具有定价话语权。几天后，粤海关明令公布了价格：每担22.22两银，(42)双方博弈的结果是，价格小幅提升。公司出面为散商说项，佐证体制内外的两者利益具有某种一致性。除公司和散商外，此间经营檀木的还有另一支力量，就是“私人吨位”，这是东印度公司对航行中国船员的酬劳，允许相关人员随船携带规定数量的货品(船长通常获56吨的免费吨位，后来增加到99吨，其他船员共同分配47吨，这些吨位也常常被散商以每吨20-40英镑的价钱抢购)。(43)1805年，“私人吨位”从马德拉斯运到广州20吨檀香木。(44)1825年，“私人吨位”运入574担；1826年运入1793担，价值36000元；这还不包括直接从加尔各答至广州的“斯科特爵士号”船长的109担，货售广州行商鹏年官，售价2626元。(45)在这些年份，“私人吨位”的载运量时常超过公司，他们对檀木青睐有加。“私人吨位”的部分享受者后来也演变为散商的有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