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战场上，骑兵的多少、强弱往往成为战争胜败的决定力量。当游牧民族骑兵多时，定居民众无力抵抗，就多用车布阵，以期缓解敌方骑兵的冲击。距隋与突厥方阵战一百多年后，哥舒翰对阵安禄山，也使用了车阵。《安禄山事迹》卷下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条注云：
    初，(哥舒)翰造毡车，以毡蒙其车，以马驾之，画以龙虎之状，五色相宣，复以金银饰其画兽之目及爪，将冲战，马因惊骇，从而攒戈逐之[2]。
    哥舒翰的毡车战法，是以画以猛兽的毡车惊吓安禄山的战马，阻挡并破坏安禄山骑兵的进攻，从而趁敌人混乱时形成反攻。现在看来，此法近乎儿戏，但是哥舒翰仓促应对从范阳直冲西进的安禄山而采取的无可奈何之策。安禄山不但“畜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3]，而且“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4]。范阳战马精兵无敌于天下，这支以骑兵为主力的精锐蕃胡军队成为安禄山起兵的基础，给唐以沉重打击[5]。哥舒翰率领匆忙招募的乌合之众，自然不敌兵强马壮的安禄山蕃兵，因此，毡车法虽是下策，但哥舒翰用之，也是情非得已。由于骑兵力量对比悬殊，哥舒翰兵败，毡车法土崩瓦解，也是必然的结局了。
    与哥舒翰以毡车应对安禄山相似，隋代的方阵法也是在骑兵无力抗衡突厥的形势下采取的战术。隋方阵法只想保存微弱的骑兵力量，骑兵藏匿不出，让车与鹿角、步兵组成的方阵直接面对突厥骑兵，消耗突厥力量，迫使突厥败退。这种消极防守的战术，与隋修长城异曲同工。
    关于隋代修缮构筑长城，学界研究较多，一般认为隋大举修筑长城有开皇元年四月、年末、开皇五年(585)、开皇六年(586)、开皇七年(587)、大业三年(607)、大业四年(608)等7次(14)。实际上隋修筑长城的次数可能超过史籍中的记录。如《崔仲方墓志》记载：“随(隋)文作相，令公巡行长城五千余里，废置城镇”(15)。崔仲方是隋文帝夺取帝位的功臣，深得信任(16)。杨坚在大象二年(580)五月任左丞相，至大定元年二月取周代之，其间数月，即派亲信“巡行长城五千余里”，表明隋文帝还未正式登基，既已开始加强长城修缮及周围城镇建设(17)。崔仲方巡行长城，成为隋文帝建国的必要条件，长城在隋国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此后，隋多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如开皇五年，“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18)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19)。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6]。大业“三年七月丙子，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四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7]。隋构筑长城，目的在于防御突厥。隋代对修筑长城的重视，修筑长城之频繁，表明修筑长城已成为隋代国策。长城为军事防御工程，隋以修长城为国策，体现了隋对突厥的战略，即：设置守备，消极防御，而不是积极进攻。
    隋与突厥作战中的方阵法，并不是孤立的战阵法，而是与修筑长城一样，都是隋对突厥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个战略的核心就是防御。开皇年间，梁睿因突厥强盛而上书，“陈镇守之策”，他指出，突厥“倏来忽往，云屯雾散，强则骋其犯塞，弱又不可尽除”，因而他上奏只能“安置北边城镇烽候，及人马粮贮战守事”的计划(20)。梁睿的“镇守之策”，即防守战略。这一战略得到隋文帝首肯，隋炀帝仍执行不改。隋代实行这种战略，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力量不足以和突厥对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突厥“倏来忽往，云屯雾散”的游牧民族战术，使隋找不到进攻或反击的有效方法。
    “自固之道”的方阵战法，充分体现了隋的军事防御战略。关于方阵战法的应用，我们可略举一例。《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太建十四年十二月条(21)云：
    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将兵二千，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遇于周槃，沙钵略有众十余万，军中大惧。长儒神色慷慨，且战且行，为虏所冲，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
    这是隋与突厥作战最英勇壮烈的一次。达奚长儒面对强敌，采用的是移动的方阵法，即：在激战时，四面抗拒，设鹿角阻挡突厥骑兵，步兵拼死血战；而方阵被冲破后，则逃散再聚，重组方阵。这样长期间与突厥硬拼，顽强而惨烈地四面抗拒对抗突厥铁骑，不屈不挠，终于压住了突厥的气焰，使突厥退缩。达奚长儒把隋方阵战术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是隋与突厥战争中极少的一次以少胜多的范例，故而隋史大书特书，千载之后读之，仍令人动容。
    胡三省在达奚长儒殊死决斗之后，写了一段清醒的注释，其文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五兵咸尽，士卒奋拳击虏，以言死斗则可；若虏以全师四面蹙之，安能免乎!史但极笔叙长儒力战之绩耳，观者不以辞害意可也。”达奚长儒手下将士赤手空拳的拼搏，自然无法战胜突厥精兵，突厥的撤退，是败给了达奚长儒苦战不屈的气势。正如胡三省所言，“若虏以全师四面蹙之”，达奚长儒必全军覆没。达奚长儒的勇气可以暂时震慑突厥，但战场上的胜负更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其实不只是达奚长儒，整个隋朝都无法在战场上阻止突厥锐不可当的攻势。方阵战法，只是对突厥的凌厉攻势起到一点缓解作用而已。
    我们再回到上引《杨素传》上来。隋代的方阵，是无法与“来如激矢，去如绝弦，若欲追蹑，良为难及”的突厥抗衡的，而且行军时运载战车、抬着鹿角，既沉重笨拙，又缓慢，与迅猛快捷的骑马游牧民族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杨素抛开战车和方阵，“令诸军为骑阵”，即直接使用骑兵，趁敌阵未整，与之逆战，攻其不备，因而获胜。
    杨素大胆使用骑兵与突厥作战，还有一例，《资治通鉴》卷一七九仁寿二年(602)条云(22)：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杨素帅诸军追击，转战六十余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复进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骑稍后，亲引两骑并降突厥二人与虏并行，虏不之觉；候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大破之，悉得人畜以归启民。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寇抄。
    杨素率领骑兵追击，“转战六十余里”，显然已经抛弃了战车和鹿角。杨素这次之所以能取胜，除以骑兵追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突厥思力俟斤带着大量掠夺的人口、牲畜而行，显然处于劣势，杨素的胜利有侥幸成分。在整个隋代，杨素这种以骑兵对战突厥因而取胜的例子十分罕见，可能杨素是唯一的一个。而方阵法，才是隋对抗突厥的主要战术。
    杨素的“悉除旧法”的创新，表明隋方阵不足以应对突厥，方阵之法必须改革，否则只有失败，最多也只能做到自保。但隋代并未完成这种作战方法的改革，因为像杨素这样以骑兵对阵骑兵，必须两军旗鼓相当。如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则不能持久，必败无疑。而事实上，隋并无足够的骑兵与突厥抗衡。若想最终战胜突厥，必须另择战术，使用新的军事方法。
    虽然隋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处于劣势，但终隋之世，突厥对隋的打击并不甚严重，甚至突厥本身反而由强变弱，一度启民可汗附属于隋。隋与突厥的势力消长，除陈寅恪先生所论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8]因素外，隋文帝采用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军事方针[9]，有效地分化瓦解了突厥的军事力量[10]，是隋削弱突厥的根本原因。但在对突厥的军事上，隋极少建树，长城和方阵，只是防守和自保而已，对突厥，隋并无一套行之有效的积极战术。
    对突厥的新战术，只能留给唐朝来发展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