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受突厥影响，还不只是停留在师法突厥战术的层面，尚有更为深刻的内容有待发掘。终其一生，李世民都对骑射游猎情有独钟，欲罢不能，以致长孙皇后临终前谆谆劝诫太宗要“止游畋”(31)。群臣对“畋猎”的进谏，更是史不绝书(32)。以下略引两段史料进行说明。《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627)条云：
    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赡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
    孙伏伽明确指出，太宗之好骑射，是“少年为诸王时所为”。这也正如太宗自己坦言的，“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33)。究其原因，当是李世民在太原时，“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的结果。游畋、骑射，是突厥主要生活方式，李世民受其熏染，又刻意学习，骑射之好，沦肌浃髓。同书卷一九五贞观十一年(637)条[14]6131云：
    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征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这段太宗君臣的对话，值得细究(34)。从初即位时孙伏伽进谏，到十多年后群臣上封事，太宗游猎之好，一直未能改变。太宗喜好游猎，认为其与武备有关，而群臣认为游猎不符合帝王行为规范。这实际上体现了两种观念和文化的冲突。突厥等游牧民族，频繁游猎，认为游猎是军事教育，是国家武备的保证；而在中原华夏文化中，游猎是荒淫之举，是帝王的过失，应力戒之。魏征深知华夷观念之矛盾，因而不置可否，令太宗自行抉择。从太宗对游猎与武备的认识上，可以看到，突厥对太宗的影响，不只是在风俗、习俗上，而是深入了太宗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中，使太宗在思想上认同了突厥的观念。游猎之辩，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太宗处在文化的两难之境，虽贵为天子，仍无可奈何。
    太宗与突利的香火盟，更能说明问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李世民用突厥法，与突利结为香火兄弟(35)，“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深可惊讶者也。”(36)也正是因为太宗深受突厥文化浸染，认同突厥观念，才能接受北方民族“天可汗”的尊号，才能视华夷如一，形成唐朝博大恢宏的气势、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李世民通过香火盟将自己突厥化，与其作战方式上师法突厥，都是唐起兵前“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的必然结果(37)。
    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很早就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经过北朝与突厥的频繁战争和贸易，中原文化与突厥文化已开始互相融合，彼此影响。李渊的精骑军队与突厥难分彼此，唐朝使用精骑战术，只是这种交流影响的一个侧面。唐朝师法突厥的战术，丰富了唐代军事文化，改变了隋代方阵作战的不利局面，完善了唐朝的战略战术。也正因为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师法突厥长技，唐才能统一全国，称雄亚洲，声势远播西域，成为真正的大唐帝国。因此，突厥对唐朝历史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由于研究者多注意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文化的吸收，忽略北方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影响，因而枝蔓论述如上。
    除了用突厥的作战方法与突厥作战之外，唐朝还直接使用突厥兵。李渊在太原起兵，称臣于突厥，得到突厥兵马之助。关于唐初李渊用突厥兵马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大业十三年八月条记载：
    癸巳，至于龙门县。刘文静、康鞘利等来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马二千匹，从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来迟，藉之以关陇，谓刘文静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据此，似唐借突厥兵500人，马2000匹。实际上，唐使用的突厥兵远远超过500这个数字。《执失善光墓志》(38)记载：
    曾祖淹，本蕃颉利发，皇初起太原，令数千骑援接至京，以功拜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仍隆特制，以执失永为突厥大姓，新昌县树功德碑。爰从缔构之初，即应义旗之始。功陪造化，德赞开天。
    在李渊初起兵时，执失淹领数千骑援接至京。执失家族之所以在唐备享荣宠，正是因为执失淹带部落兵参加了唐建国大业。从颉利发执失淹带“数千骑”看，唐在起兵前后，大量使用了突厥兵。
    无独有偶，《阿史那勿施墓志》也记载了唐用突厥兵事。其文云：
    祖奚纯，单于处罗可汗，隋拜左光禄大夫，赐婚李夫人。属隋季版荡，鹿走秦郊；大唐开运，龙飞晋野。太上破宋金刚，处罗可汗遣弟步利设帅师来与□会，其后，处罗可汗率兵马助起义，至并州，留兵助镇而去[15]。
    唐破宋金刚在武德三年，墓志称此时突厥又增派兵马助唐。墓志文字夸张，但也具体反映了当时唐与突厥的复杂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隋末战乱时期，并不只有唐用突厥兵，各路诸侯多称臣突厥，得到突厥兵马援助。如李密队伍中，有“胡骑千群，长戟百万”(39)，这里的“胡骑”，即突厥兵。隋末逐鹿中原的群雄多借突厥兵马，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根据新出土墓志，我们可以知道，突厥兵马在唐军中的实际数量以千万计。大量的突厥兵参战，推动了唐兵的进一步突厥化；而唐兵饮食起居“一同突厥”，又吸引更多的突厥兵为唐所用。随着唐在长安根基立稳，突厥部落逐渐归顺，可供唐利用的突厥及其他部族蕃兵就更为增多了。
    使用蕃兵，不但在唐初帮助唐完成统一大业，而且在唐代数百年的历史中，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点陈寅恪先生已有详细深刻论说[16]，本文不赘述。
    汪篯先生指出，唐室之扫荡北方群雄，正是由于运用精骑[17]。而唐之所以能有精锐骑兵，一方面是突厥兵马直接参与；而另一方面，也是更有重要意义的方面，则是唐同化于突厥，直接师法了突厥的精骑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