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居丧婚嫁而言，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对婚姻的影响至为深远。古制婚礼有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皆备，婚姻关系才算成立。汉末魏晋以来战争频繁，兵荒马乱，以致社会上盛行“拜时婚”，婚姻的“六礼”程序被大大简化。《通典·礼一十九》“拜时妇三日妇轻重议”条：“拜时之妇，礼经不载。自东汉魏晋及于东晋，咸有此事。按其仪，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权为此制。以纱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道。六礼悉舍，合卺复乖，堕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可见拜时之婚是不择吉辰，不备六礼，不经婚礼所规定的步骤，即便宜行事而成婚。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动荡之际，不仅社会上盛行拜时婚，而且简忽丧纪、冒丧婚娶的风气也很普遍。据《通典·礼二十》“周丧不可嫁女娶妇议”条载：
    晋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浑奏云：“前以冒丧婚娶，伤化悖礼，下十六州推举，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丧，嫁女拜时；镇东司马陈湛有弟丧，嫁女拜时；上庸太守王崇有兄丧，嫁女拜时；夏侯俊有弟子丧，为息恒纳妇，恒无服；国子祭酒邹湛有弟妇丧，为息蒙娶妇拜时，蒙有周服；给事中王琛有兄丧，为息稜娶妇拜时；并州刺史羊暨有兄丧，为息明娶妇拜时；征西长史牵昌有弟丧，为息彦娶妇拜时。湛职儒官，身虽无服，据为婚主。按《礼》‘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妇’。无齐衰嫁娶之文，亏违典宪，宜加贬黜，以肃王法。请台免官，以正清议”……诏曰：“下殇小功，可以嫁娶，俊等简忽丧纪，轻违《礼经》，皆宜如所正。”
    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年)进行的大规模清议活动，主要是针对社会上“冒丧婚娶”之风盛行，由司徒王浑亲自主持发动的。其中虽然也涉及被推举的官吏“嫁女拜时”、“娶妇拜时”等问题，但着眼点却是从“冒丧婚娶”和“简忽丧纪”立论。在王浑列举的虞濬、陈湛等八人中，大都是在“兄丧”、“弟丧”期间嫁女娶妇、拜时成婚的。依据丧礼，兄丧、弟丧齐衰一年，其间不可嫁女娶妇。故在十六州中正检举揭发上述官吏之后，司徒王浑将其“亏违典宪”之事一一列明，上奏朝廷，并据丧制中“无齐衰嫁娶之文”，请求朝廷免其官职，“以正清议”。晋惠帝下诏称“俊等简忽丧纪，轻违《礼经》，皆宜如所正”，就是以朝廷的名义对上述官吏加以贬黜和进行清议处罚。当然，对于“冒丧嫁娶”的官吏，州郡中正也可以自行贬降其乡品，并上报司徒府备案。《通典·礼二十》“降服大功未可嫁姊妹及女议”条：
    晋南阳中正张辅言司徒府云：“故凉州刺史杨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姊丧殡，而欣息俊因丧后二十六日，强嫁妹与南阳韩氏，而韩就杨家共成婚姻。韩氏居妻丧，不顾礼义，三旬内成婚，伤化败俗，非冠带所行。下本品二等，第二人(应为品)今为第四，请正黄纸。”梁州中正梁某言：“(杨)俊居姊丧嫁妹，犯礼伤义，贬为第五品。”
    所谓“请正黄纸”，犹前揭“改正黄纸”、“勒定黄纸”，是清议处罚中的一个既定程序。梁州杨俊居姊丧强嫁其妹，被州中正贬为乡品五品；南阳韩氏居妻丧不顾礼义，三旬内与杨俊之妹成婚，被郡中正张辅降品二等。降品之后，州郡中正必须及时通知司徒府，以便改正原来的定品簿册，由司徒府记录在案，以备吏部选举时参考。这表明西晋时期对于“冒丧婚娶”的官吏或降品处罚，或罢职免官，其惩罚力度是相当大的。
    不仅如此，除了“冒丧婚娶”的官吏要受到清议处罚外，婚姻双方的父母及其亲属也要受到牵连。据《晋书·刘隗传》载，晋室东渡之初，世子文学王籍有叔母丧而婚，东阁祭酒颜含有叔父丧嫁女，均遭到丞相司直刘隗弹劾。而《通典·礼二十》“周丧不可嫁女娶妇议”条载此事：
    司直刘隗上言：“文学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纳吉娶妻，亏俗伤化，宜加贬黜，辄下禁止。妻父周嵩知籍在丧而成婚，无王孙耻奔之义，失为父之道。王廙、王彬，于籍亲则叔父，皆无君子干父之风，应清议者，任之乡论。”
    这里说的“应清议者，任之乡论”，就是指州郡中正将双方的父母、叔父等直系亲属付之乡论，实行清议。可见对于冒丧婚嫁的官吏，不仅本人要受到贬降乡品、罢黜官职的处罚，其父母等直系亲属也负有连带责任，须加清议，付之乡论。
    再以居丧仕宦而言，按照丧礼和儒家孝道，父母死后要竭尽哀思。其间，为官者要以忧去职，未仕者要竭尽孝道，不能仕宦，否则便被视为不孝。《通典·礼六十一》“周丧察举议”条载：
    晋武帝泰始中，杨旌有伯母服未除而应孝廉举。天水中正姜铤言太常：“杨旌遭伯母之丧几时而被举孝廉？又已葬未？及为人后不？按：旌以去六年二月遭伯母丧，其年十一月葬，十二月应举，不为人后。乡间之论，以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必不谓在哀之人，礼之所责也。”
    文中“天水中正姜铤言太常”云云，当是天水中正回复太常的函。函的前半部是太常对杨旌周丧察举孝廉提出的质问，后半部则是天水中正对太常所提问题的回复。因为依据制度，郡国察举孝廉，太常负有一定的责任，如孝廉试经就由博士主持，而博士本为太常属官。而郡中正职掌地方选举，对本郡所举孝廉是否符合“孝廉四科”的条件，更负有直接的考察核实义务。大约太常察觉到天水郡所举杨旌有不避“丧孝”之嫌，故而就其“遭伯母之丧几时而被举孝廉？又已葬未？及为人后不？”等问题发函询问，要求中正予以核实。天水中正姜铤因此回复太常，指出杨旌有伯母丧业已除服，应孝廉之举并非滥举，考察“乡闾之论”亦无异议，所以不应为“礼之所责也”。当时太常所属众博士也都发表了意见。博士祭酒刘喜议曰：“礼，周之丧，卒哭而从政。进贡达士，为政之务也……今旌十二月被举，过既葬之后，因情哀杀而顺君命。三年之丧则终其服，周之丧一月而已，明情有轻重也。又按律令，无以丧废举之限。”而博士韩光议曰：“孝廉清白克让为德，旌本周丧之戚，猥当贡举，不能辞退，诗人有言，‘受爵不让’，旌应贬矣。”刘喜虽然指出当时“律令，无以丧废举之限”，但朝臣讨论的结果，依然对杨旌实行清议，严加贬责。同卷毗陵内史议论江南贡举之事曰：
    江表初附，未与华夏同，贡士之宜，与中国法异。前举孝廉，不避丧孝，亦受行不辞以为宜。访问余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太守王孔硕举杨少仲为孝廉，有周之丧而行，甚致清议。今欲从旧，则中夏所禁，欲不举，则方士所阙。暗塞意浅，甚以为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