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昨梦录》的记载看，“男祥”和“女祥”婚配时需要举行一系列礼仪程序。双方家庭要聘请“鬼媒人”做媒，要进行相应的占卜，要准备衣冠服饰，还要举行仪式以判断男女双方是否愿意合婚，然后才能正式成婚。这些环节和礼仪与现实生活中的婚配过程大体一致，也可以说是现实婚配仪式的翻版。
    很显然，这件文书并没有记载“男祥”和“女祥”的整个结婚过程，只反映了其中一个侧面。实际上，这件文书除提到男祥耿少平和女祥孙阿玿的婚事外，还有其作为墓葬文书的特别目的。文书在祝福夫妻二人的婚后生活时最后一句是“共使千秋万岁不得犯害家人”，之后还有一大段文字强调“生死异路，各有城郭，生人前行，死人却略，生人上台，死人深藏埋，生人富贵，死人日远。自今相配合，千秋万岁之后不得还反”。这类强调“生死异路”的文句我们并不陌生，它们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文书中经常出现。例如，东汉初平元年朱书陶瓶上有“生人前［行］，［死人］却略，生人入成(城)，死人出郭，生人在宅舍，死人在丘墓”，(43)东汉刘伯平墓券有“生属长安，死属大山，死生异处，不得相妨”，(44)东汉熹平元年陈敬叔墨书陶瓶上有“生人上就阳，死人下归阴，生人上就高台，死人深自藏，生人南，死人北，生死各自异路”，(45)北凉玄始九年安富生墨书陶瓶上有“生人前行，死人却步，生死各异路，不得相注仵”，(46)西凉麟加八年姬女训朱书陶瓶上有“生人前行，死人却步，生死道异，不得相撞”，(47)西凉庚子六年张辅朱书陶钵上有“乐莫相念，［苦］莫相思，生人前行，死人却步，生死不得相［撞］”。(48)实际上，强调生死异路，力求避免死者因各种原因而累及生人，是东汉以来多数墓葬文书的共同主题。因此，这件文书虽然提到耿、孙二氏的婚事，但作为一件被特意放置于墓中的文书，其隔绝生死和主要为生人除害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以上引述的陶瓶上的文字，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解注文(或称镇墓文)。据研究，解注文的流行与汉代出现的所谓“注鬼论”关系密切。“注鬼论”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生人属阳，死人属阴，阴阳有别，死鬼和生人的接触是造成生者一切祸殃的根源。解注文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强调生死异路，反对死者的鬼魂再与生者接触。为达到这一目的，解注文还设计了一些不同的“解注”方法。(49)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解注文在敦煌地区仍然较为流行。(50)骆驼城一带目前虽然尚未发现这种解注文，但在当地出土的一些墓券中已反映了类似观念。例如，骆驼城出土的高俟墓券说：“生人有城，死人有郭，阡陌道路将军，疾往迎逆，敢有固遮，收付河伯。”(51)因此这件墓葬文书有关隔绝生死的部分，从文句到观念显然都是袭自东汉以来流行的解注文。
    文书最后提到由赤松子、地下二千石、灶君三者一同画押，还说是“青乌子共知要”，则更为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契约性质。要，即“约”。《左传》文公六年：“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湾，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杜预注：“由，用也。质要，券契也。”古书中“要”或作“约”。《汉纪·高后纪》：“罢朝，陵让平、勃曰：‘诸君背要，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其“背要”，《史记·吕太后本纪》和《汉书·王陵传》作“背约”。(52)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时期契约文书中常见“民有私要，要行二主”之语，(53)其“私要”就是“私约”。文书的“知要”即“知券”，黄武四年浩宗砖券有：“任知券者雒阳金偅子、鶮与鱼。”(54)别的契约文书则多写作“知券约”，如光和元年曹仲成铅券有“时旁人贾、刘，皆知券约”，(55)中平五年房桃枝买地券有“时旁人樊汉昌、王阿顺，皆知券约”。(56)既然文书自称为“要”，则其性质显然不是“曹文”所说的“墓志”，而是“赵文”、“刘文”所说的“墓券”。
    总之，这件文书虽然也有祝愿或约束耿、孙二氏婚后生活的用意，但其更为直接的目的是强调生死异路，切断耿、孙两个死人与生者之间的任何联系。这样的意图，正是汉代以来许多墓葬文书的共同主题。
    四
    这件墓券上虽然有“今年十二月廿三日”的记载，但由于没有提到年号和十二月的朔日干支，不能据以推定具体年代。该墓的发掘报告或发掘简报迄今尚未公布，现在也没有条件对它作专门的考古学考察。因此，该墓的确切年代目前还不易确定。
    上述三文对该墓下葬年代的看法有些不同，“曹文”认为是公元前104年到公元85年之间的汉墓，“赵文”只将其笼统地称为“魏晋墓”，“刘文”则将其归入十六国时期墓葬。“曹文”详细列举推定该墓年代的理由，“赵文”、“刘文”则未作解释。为便于讨论，这里先将“曹文”的意见引述于下：
    墓志以“太史历”铭言记事，当为墓葬断代依据。
    西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武帝诏太史令司马迁，星官射姓，历官邓平，方士唐都，历数落下闳及民间历学二十余人创制新历法。历法成，改元封七年(焉逢摄提格之年)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是年公布新历法，废秦历，采用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史称此历为《太初历》(又称《邓平历》或《三统历》)。类似称《邓平历》。由于太史令司马迁参与创历活动，又经太史令奉诏公布历法，当时民间称这个历法为《太史历》。《前汉书·律历志》记载，此次创制新历法，“酒泉侯宜君”也参与了这次重要活动。以其亲自参与而名传乡里属实不谬。
    西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霍去病收复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高台骆驼城属于酒泉郡所辖表是县属地。16年后“酒泉侯宜君”参与《太初历》创制活动遗名乡里。可见当时汉文化在河西传播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