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嬴秦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课题，应当在秦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直接关系到秦文化形成的渊源，并且也对如何理解秦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诸多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传统上，人们认为早期秦人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主要内容①。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早期嬴秦人的经济形态是农牧兼营②。关于这个问题，笔者略有思考，藉此谈一点浅见，并以本文诚心向各界贤达求教。
    一、由猜想提出的假设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考古学不断地揭露出许多新的发现，人们对早期秦史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从而将相关研究逐渐引向深入。不论是考古学抑或史学意义上的秦文化的面貌，也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根据学者们对秦文化特质的分析、总结，文化因素的多样性和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分别是其最显要的特征之一。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呢？笔者最初的思考也是从传统的观点出发，以为早期嬴秦人因游牧或狩猎而不停地游移迁徙，广泛接触不同的人群、吸纳各种文化因素最终集聚起自身的文化特质。这样的理解和解释看上去相当合理，一度使笔者放弃继续思考。可是，当笔者面临另一个问题时却发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解释是根本行不通的。
    史籍所刊，嬴秦的始祖伯益生活在尧、舜、禹时代。那么，自五帝末期至中潏定居西垂的一千多年里，嬴秦人的历史及文化活动表现得若隐若现、扑朔迷离。他们起源极早，而特定的文化却形成甚晚。以致关于他们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观察间竟有长达千年以上的空白。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少学者在解释这个现象时主张，嬴秦人在商时使用商文化，在西周时使用西周文化③。学者们的见解有一定的道理。古籍文献表明，早期嬴秦人一方面经常处于流动无定的徙居之中，另一方面则又始终与夏、商、周王室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他们的活动似乎总是以王室所在作为中心。此种情况，与典型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大相异趣，疑惑颇多。这是为什么？显然，用游牧的视野考察无法圆满地解释。如果从相对稳定的畜牧、狩猎角度去看，他们的活动范围又显得过于宽广。在千余年漫长岁月里，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经济生活？又是怎样成功地避免了族群的消亡？该如何去理解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笔者对早期嬴秦人生活方式的再度审视和重新思考，并感到嬴秦人西迁定居西垂的原因或许就是探索这个问题的一条途径。
    在学者们讨论嬴秦族源“东夷说”的相关论述中，嬴秦西迁的时间和动因非常关键，直接关乎立论根本。学者作出的解答很多，有太王翦商、先周文化扩张、商末归周、周公东征、为周保西垂以及不同时间、不同原因分批迁徙汇合等等。比较多数的意见是为殷、周两代戍守边疆的缘故--因为殷人的西部边疆在关中西部，所以他们就在关中西部；因为周人的西部边疆拓展到甘肃东部，所以他们就迁往天水、陇南地区④。这种意见明显地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量。虽有道理，却有失粗疏。
    从世界人类历史的范畴观察，一个民族或种族的迁徙，一方面受到生态、气候等自然环境以及所属社会环境的变化等诸多外在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则与他们的生存状况、谋生方式等内在甲素密切相关。政治、军事方面的因素固然重要，可究其根本俱为人类经济目的的延伸。笔者认为，嬴秦人西迁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身经济生活的必需。由此，笔者萌生了这样一种猜测：在殷商、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体系里，嬴秦人极有可能扮演着商人的角色。更准确一点说，那时的他们是一个专门从事中原诸族与西方诸族间贸易活动的部族。针对这个猜想能否成为一个学术立论，笔者于是尝试在古籍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学习当代学者已经发表的众多考古学成果进行了探索。依据所学心得，笔者在此提出一个颇为大胆的假设：嬴秦人在立国之前实际上是一支专门的从事商贸活动的部族。他们专以商贸为主的生活方式，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其祖先伯益的祖辈。为论证说明这个假设的合理性，笔者将从以下若干方面展开讨论。
    二、西周以前历史时期内是否存在专门的商贸部族
    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的春秋时代开始，中国古代商业的飞速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无必要再去讨论。由此上溯，中国古代商业形态的起点究竟从哪里算起，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是目前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人类经济史上，商业最初的根源起于人们物品交换行为，随社会分工的逐渐发展而日趋独立出来。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经指出，互相交换是人类天生的特性，是社会分工的诱因，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规模的限制⑤。斯密这里所谓市场的含义是指人们的实际需求。人们对某种物品的需求越多，就越会促进该种物品的生产，并使生产分工更加细化。因为分工的细化，产生了各种专门的行业。又由于专门行业的不断增加，人们的交换行为也愈发频密。一些专门充当交换中介角色的人群也就应运而生，成为最早的职业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