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两则记载均为春秋时事,但不可否认食盐贸易必有古久的历史。位于山西运城的解池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食盐产地之一。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似乎就已对这里的盐湖进行了控制(46)。虽然不能证明那时即有食盐贸易,但仍能些许窥测食盐商品化的初期历程。早在20世纪60年代,任乃强先生就已提出,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应当重视食盐对人类社会演进的影响(47)。比较遗憾的是,当前中国盐业考古学研究依然较为薄弱,学者们对古代食盐贸易的认识还不够清楚(48)。 粮食贸易肯定也是古代大宗贸易之一。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那些专门从事冶金、制陶、纺织等行业人们的食物来源,势必依赖粮食供应。《左传》记载的春秋时诸侯国间大宗粮食贸易事件很多。如《左传·隐公六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其中最大规模的莫过于鲁僖公十三年的“泛舟之役”--秦输粟于晋,舟车自雍及绛相继,绵延不绝。如果平素没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和庞大的舟车数量,岂能在短时间内行此盛举。《左传·昭公元年》载秦伯之弟公子缄流亡晋国,随行车辆竟达千乘。斯时秦国造车业之发达可见一斑。春秋战国秦墓中出土有不少陶菌,或称陶仓,还有陶牛、陶车的模型(49)。足见仓储、运输设备对嬴秦人的重要。 再有,纺织品无疑是古代贸易的大宗物品。《诗经·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史记·货殖列传》给出了一个秦人经营纺织品的实例,其言曰: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 据《史记集解》和《史记正义》,所谓乌氏,在汉代为县,位于今甘肃省泾川县北。虽然乌氏倮是秦始皇时代的人物,年代已晚,但未尝不能反映早期嬴秦人的贸易内容和方式。在人们常规的认识上,中国自古与西方的贸易总离不了丝绸。目前中外考古学所发现最早出现于西方墓葬的丝绸实物,大约可断代在公元前5世纪,出土于今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墓地(50)。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丝绸西传的年代更早,不晚于商末(51)。事实上,丝绸固然在唐代以前只产于中国,但是在秦汉之前的中国本土,丝绸的产量并不很大,也是极其稀缺的昂贵物品,绝非寻常人们所能拥有。尤其早在殷商和西周时期,丝绸基本上属于王室和贵族家族的专享品,不太可能大批量向西方输出。故此在西方早期墓葬出土物里很难见到丝绸的踪影,实在是很正常的。然而这并不妨碍对早期秦人贸易内容作出推测。因为中国古代殷、周时期的大宗纺织品乃是用麻、葛等植物为基本原料,而且相关工艺也相当发达。如《诗经·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另外,麻类也是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的主要作物之一。所以,当时中国早期输出的纺织品很可能以麻、葛织物为主,皆为游牧民族不能自行大批生产,而日常生活又离不开的产品。 综上所述,诸多迹象和证据都能够说明嬴秦很早便已是一支专门的从事商贸活动的部族,在长期广泛的商业生涯中,他们接受、吸纳各种文化的影响,一旦定居,便开始显现自己独特的文化。 中国俗语至今犹谓“无商不奸”,是对商人的贬斥。商业与商人的本质就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向来拒绝更多的道德约束。为了生存,商人必须同更多的人打交道,必须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需求,必须兼容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成功的商业行为必须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在今天,这些准则依然是商界人士尊奉的圭臬。 无论史学意义的秦文化抑或考古学秦文化,多样性、开放性和功利性皆是其鲜明的特质。如果从早期嬴秦生活方式以商贸为主的角度去理解,它们的成因均不难解释。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为后来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林剑鸣:《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见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礼县博物馆编:《秦西垂文化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②雍际春:《论天水秦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③刘明科:《也谈秦族源、秦文化考古及有关问题》,见《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39-757页。另:此论点是刘明科先生对学界流行观点的综述,刘先生反对该论并提出了批评。 ④王志友:《秦人西迁“西垂”的动因》,《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⑤[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4-18页。 ⑥[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⑦参见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6-45页。 ⑧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岳红彬、丁晓雷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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