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嬴秦在西垂是否为戍守边境
    前文已论，关于嬴秦西迁的动因，当今学界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量，比较多数的意见是为殷、周两代戍守边疆的缘故。倘果然如此，那么嬴秦人必有悠久的军事传统和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军队的强悍骁勇可谓尽人皆知，毋须质疑。然而考究其军事传统却颇有困惑，古代典籍里似乎找不到证据。被认为是早期嬴秦遗存的甘肃甘谷县毛家坪遗址，也没有发现大量的兵器。
    战争，至今仍是人类社会重要的行动。其惨烈、残酷、血腥令人极度恐怖，一旦在人们心底留下印记，势必绝难磨灭。古人对战争的重视绝不亚于现代人，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经典之说即是明证。如果某一民族祖先曾经有过显赫的战争业绩，后人绝不会轻易忘却，即便没有文字记载，也一定会以口头传说的形式世代传颂，直至有文字能够记录下来。可是这类记录却在早期嬴秦人的神话或传说中难觅其踪。目前已知的各种有关资料中，几乎见不到早期嬴秦人夸耀其先祖军事功绩的内容。尽管《史记·秦本纪》文中有“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的说法，以及卜辞也有征伐的内容可能和早期嬴秦人有关，但没有证据能准确无误地体现出他们是以战斗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一向被后人目为助纣为虐的蜚廉、恶来，大部分的描述显示，他们绝非英勇善战的军事统帅，不过只是想方设法满足纣王贪心的阿谀之臣而已。在关于周穆王西征的传说里，善御者造父也更像是个熟悉道路的向导，没有显现出有过作战军功的迹象。今人能够见到的嬴秦人最早有军事行动的记载，是晚在周宣王之时的秦仲征伐西戎，其结果显然不算是成功。秦仲反而死于西戎之手，实难使人相信他们有着历久弥坚的军事传统和骄人的煊赫武功。早期嬴秦人的这些形象，与剽悍好斗的游牧民族大相径庭。所谓中谲“在西戎，保西垂”的“保”字，传统的解释大抵为保卫的意思。这实在疑窦丛生，经不住仔细推敲。他们自恃武力获居西之说，大可质疑，尚待深入考究。笔者以为这是站不住脚的。
    究竟该怎样解释早期嬴秦人在殷商时代“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的记述呢？笔者认为，在军事行动中立功，实际不惟参战一途。参谋画策、向导引路、供给军需等辅助、保障活动也十分重要，为战争之不可或缺的行动，同样能够显示出不凡的功绩来。孟戏、中衍、造父等以善御见宠，除却驾驭车马的卓越技能，熟悉道路、善辨方向的本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即使没有战争，譬若早期嬴秦人这种专门的商贸之族，为中原殷周王朝源源不断提供必需的马匹、玉石、金属矿石等重要物资，亦是一项了不起的业绩，足可称道。这一点，可以通过对蜚廉、恶来的行迹分析见到端倪。
    关于蜚廉、恶来在殷的情况，史载极略。《史记·殷本纪》谓“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恶来居处殷纣王身边，以阿谀进谗为能事。他书所言亦大抵如此，不载其或有外出之事。而蜚廉不同。《史记·秦本纪》载说：“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此处“蜚廉为纣石北方”一句颇费解，注家语义各有不同。裴骃《集解》引徐广曰“皇甫谧云作石椁于北方”。司马贞《索隐》云：“石下无字，则不成文，意亦无所见，必是《史记》本脱。皇甫谧尚得其说。徐虽引之，而竟不云是脱何字，专质之甚也。”或许正因这里文字有所脱落，又鲜有其他资料可供参酌考证，是以现在很少有学者钩沉发微，专门详细阐述。但蜚廉的行踪和目的关涉秦人后来的状况，且很有影响，极需要进行探索。祝中熹先生在其《早期秦史》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此处“石北方”的“石”字，当为出使的“使”字，此话的意思是蜚廉为纣王出使北方(30)。祝先生的解释确有道理，有文献方面的依据。不过，笔者认为祝先生此说还不够完备，尚有进一步探究的余地。
    《史记·秦本纪》虽然指出蜚廉活动的方向为北方，但同时明言他最后落脚之处在霍太山，就是今天的山西中部的霍山，又叫太岳山。裴骃《史记集解》说：“《地理志》：霍太山在河东彘县。”又说：“皇甫谧云：去彘县十五里有冢，常祠之。”也就是说，蜚廉设坛祭纣及死后埋葬之地在彘县。从现今大的地理方向看，这里应该算殷纣都城安阳的西面。《尔雅·释地》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史记·殷本纪》称殷商末期，纣王无道，“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蜚廉活动的目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专为纣王搜集美玉、石材和金属矿石等重要物资。而《史记·秦本纪》所录石棺铭文又说蜚廉“不与殷乱”。究其大意，蜚廉的活动里似未有劫掠行为，故而主要还应属于商贸活动的范畴。
    蜚廉、恶来在殷事纣，通过满足纣王淫欲而获利，可谓典型的恶劣商人之行径。其同类之人于古今中外史册书之不绝，绝非鲜见事也。换言之，与其说他们是殷纣王的心腹爱将，毋宁说实为唯利是图、无有良知的奸商更加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