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完全以交换为生的商业民族出现于人类掌握冶金技术之后。其言曰：
    冶金的发明为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埋下了种子。“史密斯”这个曾经独具特色的姓氏就表明，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村庄里，人们把锻工看做是与其他村民不同的人，多数村民还没有参与专业分工。的确，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技术分工的萌芽。那时的人类懂得，不同的燧石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具有不同的价值。他甚至懂得开采最有用的燧石。但在发明冶金术之前，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完全以交换为生，而无需直接参加为自己生产食物的村社基本劳动。⑥
    具体到中国古代商业的起源，中国大陆学者最近二十多年来进行了大量研究。综合业已取得的成果，能够肯定商业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部门在殷商时期即已形成。其最初的阶段至迟在五帝末期或夏代初期⑦。其间是否有专门的商贸之族存在，张光直先生曾说：
    关于谁从事运输货物这一职业的问题，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因为有些族是专职的商人(professional traders)，贝壳作为交换的货币参与流通，因此，“商人”在商代社会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上，商王国的臣民都精于商品贸易，他们的后人大多以商品贸易为职业，时至今日“商”字仍有“商人”(merchant)之意，和当时所指的商人(Shang people)为同一个词。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商代贸易和商代“商人”的可靠资料。⑧
    笔者读过数十篇相关论文，发现相当多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并且大部分都相信，殷人先王之一的王亥就是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代表人物。譬如何崝先生在《论商代贸易问题》一文中提出：
    考古资料显示，无论是先商文化和商代的早、中、晚期商文化，农业都占了很大比重，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并不是商文化的所有居民都在进行贸易，进行贸易的可能主要是直属商先公先王的部族，这个部族有相土、冥、王亥、王恒、成汤等先公先王，我们已确知他们能畜养牛羊，长于贸易。这个部族多次迁徙，说明这个部族与商文化的其他主要从事农业的部族有所不同，这个部族主要从事贸易，农业是他们较次要的产业。由于这个部族靠贸易积累了财富，故成为商民族中最强大的一个部族，商先公先王就是这个部族的首领。⑨
    杨升南先生曾出版专著《商代经济史》一书，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详尽阐述了商代经济的发展程度，梳理了那时社会产业分工的状况，其中也论及商业作为独立行业的存在⑩。在一篇研究商代水上交通工具的论文中，杨升南先生通过分析商代青铜器提出，《殷周金文集成》一书收录编号分别为1459和1838的两鼎的徽识，即是一支部族的族徽，“表示此族人是经商为业或其首领是主管经商的国家官吏而以此为‘官族’”(11)。笔者查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二卷，该书将此两徽识释作“倗”字(12)。与之相关的殷周青铜器还有很多，释文大多和商贸活动有关。如西周时代的“倗生簋”铭文就记有王室承认的贸易行为(13)。2004年底，山西省运城市绛县横水村发现了规模宏大的西周倗国墓群，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此遗址证实了殷周时确曾有过一个“倗国”，而且一度拥有相当的繁荣(14)。通过考察更多最新的考古学材料，张、何、杨诸先生的论述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令人信服。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安阳殷墟等多处殷商王都遗址都有规模较大的青铜铸造、制陶、玉石器制造、骨角牙器制造、蚌器制造、酿酒等作坊遗存。殷商时代社会经济持续的发达程度确实是不难想见的，完全能够印证类似《左传·定公四年》殷民以业分族的记载。细致的专业分化，是商业发生、发展的必要前提。由于考古学自身的局限，现代人不可能充分观察到的古代人与物质遗存间的关系，故而“难以见到（那时）人们物质活动的全貌”(15)。那么，根据所能够看到的物质情况，推测从殷商早期开始便有专门的商贸部族存在不能说是无妄之谈。同时，这些部族活动范围之广泛也是相当惊人的(16)。殷商时期既已如此，西周以后的情形自不待言。
    近代以降，很多学者都主张《尚书·禹贡》为战国时人所作，其中记载的“五服”制度不一定是真实的。最近这些年，学者们通过系统研究，已逐步认识到《禹贡》及其“五服”制度不是古人的无端臆说，而是“曲折地反映着龙山时代中原与四邻的相互关系”(17)。笔者认为，不但“五服”制度确曾存在过，《禹贡》所记以“贡赋”表达的九州各地物产情况也是较为真实的。其中载录的很多东西除可在《山海经》、《左传》等先秦古籍中得到印证外，考古学发掘出的绿松石、玉石、玉器石料、青铜矿石、龟甲、海贝等等实物，也可以透过来源的分析得到证明。因此，《禹贡》成书也许确实较晚，然而其所宗本必有深厚的事实积淀，能够折射出古代早期商贸活动的史实。
    假如同意汤因比的观点，按照人类冶金技术的发明划分界限，中国古代商贸部族的出现至迟应该在尧、舜、禹所属的五帝时代末期。事实上，中国早期古籍所反映的情况可能更早。《周易》卦辞有很多内容与古人出行有关。钱穆先生曾经提到，“八卦之兴，本在游牧之世”(18)。笔者认为，《周易》很大程度也体现着远古人类的商贸活动，譬如途中的遭遇见闻和获利机会等。单纯用卜筮的眼光看，《周易》未尝不是古代商贸部族出行前进行占卜及事后验证的结果的总结记录。如《益》云，“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又如《蹇》云，“利西南，不利东北”。《周易·系辞下》则明言了商业的起源，谓：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