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周时期嬴秦人有关贸易的活动
    西周时代关中地区乃至中原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古籍文献有明确记载，而且考古学的发掘揭示昭然。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证明史册无虚。囿于本文篇幅，不再多论。有必要探究的是，当时经济的繁荣与嬴秦人有怎样的关联。
    史称，季胜子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史记·秦本纪》）。皋狼故城在现在山西省吕梁市附近，离石县西北，位于吕梁山中段以西山区，地理位置偏僻。周成王既幸孟增，为何又将其安置在此穷僻之地？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该处四周山区蕴藏的矿物资源比较丰富。孟增到此，也是与为周室寻求矿物有关，与蜚廉活动的目的类似。《史记·秦本纪》随后又说：“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张守节《史记正义》为“赵城”注解说：“《括地志》云：赵城，今晋州赵城县是。本彘县地，后改曰永安，即造父之邑也。”造父为孟增之孙，上溯至蜚廉恰好五代。故穆王封造父子赵城，似乎并非随意而为，必有其特定的意图。赵城现属霍州市，在洪洞县北赵城镇之西南，距离蜚廉故居彘地不远，位于山西中南部汾河河畔，连通临汾、晋中盆地，扼控山西南北交通要冲。除却军事意义之外，还是尽得商贸之利的绝佳处所。《史记·秦本纪》说女防的后裔“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则是明确指出远在西垂的女防族和季胜、孟增族群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中潏时代形成的自中原而抵西部的嬴秦族群贸易孔道，一直保持着通畅，贸易活动不曾有过较长时间的中断。
    1975年，在陕西岐山董家村发现了一座西周窖藏，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铭文者30件，年代跨度从穆王到宣王。此批器物将一个曾经富甲一方的煊赫家族暴露在人们眼前。这就是著名的裘卫家族。这批青铜器的铭文是学界极为重视的重要材料，内容涉及土地交易、司法诉讼、王室制度等，大凡学者研究西周社会相关问题时必要提及。周瑗、尚志儒、刘士莪等先生曾先后发表论文，指出裘卫家族为嬴姓(37)。根据学者们对卫盉铭文的解读，裘卫曾与矩伯庶人交易，用玉璋、鹿皮等名贵物品换得土地一千三百亩(38)。通过逐件了解这批器物铭文，可以得知裘卫家族的巨大财富异常惊人，除却大片田地，还有贵重玉器、丝帛织品和虎皮、鹿皮等等。关于裘卫的身份，流行的观点认为他是供职于周王室的小官近臣，即《周礼·天官冢宰》中所说的司裘。对此学界还未确认，但比较一致地认可裘卫及其家族是活跃于西周中晚期的富商大贾。其服务、交易的对象大概皆为矩伯、邦君厉等高级贵族。如果裘卫家族确为嬴姓，笔者推测他们可能便是周初时季胜的后裔。当然，详尽的论述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关于非子，可谓声名昭彰，在早期嬴秦人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依《史记·秦本纪》言，非子因善于养马而蒙孝王器重，受封为附庸，“邑之秦”。非子所居“秦邑”的具体地点，目前学界争议颇大。有说在陕西宝鸡一带，有说在甘肃清水县，有说在甘肃张家川县等(39)。笔者发现，诸说虽歧，但共同之处也很明显。那就是这些地方全部是交通要道且均有很多早期嬴秦人活动痕迹。依照古人的概念，所谓附庸不过五十里之地，对于大规模放养马匹是相当局促的。故此，周孝王选择此地封与非子的目的，当有方便其继续发展商贸活动的意味。此后嬴秦公族屡迁都邑，所选地点无不控扼水陆咽喉，其商业目的甚是明显。
    还有一个史实值得关注。众所周知，周厉王的无道导致了西周王室的灾难。《国语·周语上》载之较详，内有芮良夫言曰：“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厉王究竟如何“专利”，无可确考。究其本质，不外乎强行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为王室聚敛资财。从芮良夫话里意思推断，自然也包括对商贸规则的改变，有垄断资源，强买强卖之嫌。厉王如此行为的动机，有学者认为与厉王发动的连年战争有关(40)。此论确否，尚须考究。厉王“专利”的后果，即是引发了著名的“国人暴动”。厉王被迫出逃，避居于彘，并在此终老。这个彘地，恰是曾为蜚廉所处，距嬴秦分支聚居的赵城很近。没有迹象表明，早期秦人参与了驱逐厉王的行动。是否暗示着厉王与嬴秦人间存在某种关联呢？史无明言，无迹可循。不过，已知的青铜器铭文里似乎隐藏着一些线索。据《国语·周语上》的记载，当时参与王室决策的大臣中有荣夷公和芮良夫。在后人眼里，荣夷公被视为厉王的佞臣。《墨子·所染》云：“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荣夷公乃厉王之坚决支持者，可能和嬴秦人有些瓜葛。陕西岐山贺家村三号周墓曾出土一件西周中期青铜器，名为“荣有司爯鼎”。尚志儒先生研究认为，爯为荣氏家族的家臣，嬴姓，出自裘卫家族(41)。假如这个结论能够肯定，那么毫无疑问，嬴姓的裘卫家族继祖先蜚廉、恶来之后又一次捞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他们通过荣夷公的影响，从厉王的“专利”行为中大获其利。
    不过，厉王“专利”也为嬴秦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史记·秦本纪》言：“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此事颇存蹊跷。自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至是时，嬴秦人在西垂与西戎诸族和平相处历二百余年。何以生出如此深仇大恨，大骆一族竟罹灭族大难？笔者以为个中原委很可能与贸易利益分配规则有关。该场战争本质应是商业战争。限于资料不足，笔者只是猜测，不敢妄下断语。
    其后从秦仲、世父等辈拼死血战夺回西垂故地，到穆公伐戎王、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嬴秦人的发展路径非常清晰。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建立、巩固、强化其在西部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绝不放松和周王室及中原各国紧密的联系。只是平王东迁以后，嬴秦东进线路被三晋阻隔。故此，春秋时代秦晋关系甚是微妙。既有“秦晋之好”的联姻，又有摩擦不停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