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人之箴》是春秋时代尚存的一部古书，虽早已亡佚，但从此段文字可以知晓，中国古人极早便明白人类对山林湖泽的开发应当适度的道理。《逸周书·大聚解》不失为另一佐证，言曰：
    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咸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
    作为一个官职，虞，必定负有协调人们开发自然资源的行为之责任。同时，从司马迁的讲述判断，虞还可能是一种古老的职业。《史记·货殖列传》谓：“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里农、虞、工、商并列，自是虞非官职而为职业之一。考其起源应与狩猎有关。《说文》云：“虞，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也，食自死之肉。”可见虞之本义或为兽类，引申为掌山泽之官名，其部族很可能即猎人。《左传·昭公二十年》有言：“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又《哀公十四年》云：“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古代猎人进入山林沼泽，多披服兽皮、羽衣，既可以抵御深山荒水间的阴寒，又可以掩饰身体，尽量接近猎物，提高捕猎效率。虞人之得名，或许与此有关。累年的山林生涯，必会积累丰富的经验和知识：辨别方向，以不致迷途；识知草木种类功效，或解饥饿，或以疗伤；熟悉鸟兽习性，一则有效捕杀，一则不为其所伤。凡此种种，实为猎人之专业本领。
    伯益熟识草木鸟兽之性，古籍刊载向无疑义，是以可知他极可能是一位出色的猎手。这项专业本领在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尚书·益稷》载其事言：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此段文中，伯益与后稷的贡献都是解决了人们的食物问题。伯益事在治水过程中，后稷事在治水成功之后。《史记·夏本纪》与此略有不同，谓大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历代注家、学者对这些区别有不同的理解。笔者以为《尚书正义》孔颖达疏比较符合实际。其注伯益所进“鲜食”曰：“鸟兽新杀曰鲜。与益槎木，获鸟兽，民以进食。”今人周秉钧先生注《尚书》从此说(24)。那么，伯益既为舜之虞，其出于狩猎之族或许能够肯定，而言其为游牧民族却似无据。
    大禹治水实为一项无比庞大的公共事业，所涉必众。民以鸟兽为食，非大规模捕猎不可。《孟子·滕文公上》言：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从实际情况推想，伯益火焚驱禽兽而后捕杀之，的确是效率最高的捕猎方式。但可能仅为权宜之策而已。故平水土以后便有后稷教民播种。《尚书正义》孔颖达疏注后稷时谓：“艰，难也。众难得食处，则与稷教民播种之，决川有鱼鳖，使民鲜食之。”疏“懋迁有无化居”云：“化，易也。居谓所宜居积者。勉劝天下，徙有之无，鱼盐徙山，林木徙川泽，交易其所居积。”司马迁于《史记·夏本纪》言：“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可以推定，古人通过治水相互间联系愈加紧密，其间食物短缺的状况大大促进了商贸活动的发展和繁荣。此种情况，当今也有学者注意并发表了专文阐述(25)。进而论之，狩猎和游牧生活一样，人们自身劳动所得不能满足基本生活必需，还要依靠同他人交换获取更多物资。伯益的祖先也许就是以狩猎为主的部族，但总免不了经常地用多余的猎物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所以，伯益很可能在大禹治水时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人之一。
    大禹治水除使人们得以避免水害之外，首要好处即是交通有了极大便利。太史公言此甚明。古书《虞人之箴》所谓“经启九道”诚不为虚言。参酌《禹贡》，九州各地相连水路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至。从舟、车出现的顺序来看，中国古人最早首先利用的是水道交通。根据有关学者们的研究，中国自远古时代地面水系极其发达。有学者统计，甲骨文可识别中原腹地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名河流150条，湖泊13处(26)。由此看来，不独《禹贡》，另一部涉及地理古代典籍《山海经》最初雏形形成的年代极可能很早。西汉刘歆《上山海经表》曰：
    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盖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