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安乐必戒，毋行可悔
    《大戴礼记·武王践祚》：“席……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18)
    《说苑·敬慎》载周太庙金人铭曰：“安乐必戒，无行所悔。”(20)
    《武王践祚》所记录者据传系武王自我箴戒的箴铭，其中多韵文，当系对当时流传于人们口耳之间的一般性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的借用，有该文开头文字为证：“武王……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恒者乎？’”(21) 这些政治正确、形式精炼的箴铭，正是武王对采诸民间“可以为子孙恒”的格言的改造成果，所谓太公丹书，不过是自高身价的故神其事。这种广泛搜求而来的材料，自然很难将它们归属到哪家哪派。《武王践祚》的年代尚不敢必其为武王之时，但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即有《武王践祚》，则其成篇断不会迟至战国之后，其材料来源自然会更早。
    又如“安乐必戒”，类似的意思已见于《国语·晋语四》：齐姜规劝重耳曰：“《西方之书》有之曰：‘怀与安，实疚（韦昭注：疚，病。）大事。’……昔管敬仲有言，小妾闻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从怀如流，去威远矣，故谓之下。”三国吴韦昭（204-273）注云：“西方谓周。”(22) 虽不能确知《西方之书》为何时的文献，但既已为齐姜所援引，知其在是年（前637年）之前已流传于世，其中之训诫被视为与管仲之言有同等之价值，则无论《西方之书》还是管仲之言，我们都无法用某家某派思想去框定它们，而应视为当时社会公认的优秀思想。
    7.君子不病也，以其病病也
    《老子》第七十一章：“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按：其中将“圣人”置换成了“君子”，其他内容无殊。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老子》的这一段话自然是我们目前所能追溯到的最远的源头，但鉴于上述各条的思想寻根，我们还是别忙着下结论，检《国语·鲁语上》臧文仲有以下一段话：“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其中之“急病”，义与《老子》之“病病”正同，所不同者其指称主体一为圣人，一为贤者，亦唯层次上有所差别而已。而其时在鲁庄公二十八年（前666年），当在《老子》成书之前。而且，观臧文仲所说者，“贤者”三句乃作为一般规律在援引，“是以”以下才是这一般规律演绎出来的结论。准此，则这样的表达和思想的历史纵深比我们所考证出来的更为绵长。
    8.毋穷穷
    《荀子·修身》：“老老而壮者归焉，不穷穷而通者积焉，行乎冥冥而施乎无报，而贤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虽有大过（祸），天其不遂乎！”(23)
    按：穷穷，俞樾《诸子平议》释为“不穷人之所不知不能”。观“人有此三者，虽有大过，天其不遂乎”一语，可知包括“不穷穷”在内的三种品行是公认的美德，所谓天不遂其祸也。显然，这样的美德自然不会为哪一学派所专擅。
    9.临材（财）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
    《礼记·曲礼上》：“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24)
    《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述而》：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按：历代经师据《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认定《曲礼》系古《礼经》之篇，则此篇所载乃由来已久的制度安排，观《曲礼》开篇“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到“疑事毋质，直而勿有”，皆为具箴诫意义的格言警句，如朱熹所云：“此篇杂取诸书精要之语，集以成编，虽大意相似，而文不连属……皆禁戒之辞也。”(25) 无论是礼仪制度还是行为习惯，要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某家某派提倡使然，视之为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好尚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