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孤伽罗对杨坚的影响，以及独孤氏家族与宇文皇室的姻戚前缘，则弘农杨氏终能联姻皇室是和独孤伽罗的作用分不开的。易言之，独孤信死而诸子不显，代北独孤家族势力遂以外族混合于弘农杨氏，这无疑给弘农杨氏脱颖于关陇集团诸家族创造了条件；家族集团混合后引起的氏族势力变化，无疑亦正是皇室究心关注而试图以婚姻纽结网罗之所在，故以为弘农杨氏联姻皇室与独孤伽罗之作用分不开。“关陇集团”是各个贵族家庭的结合体，在权力斗争的杠杆作用下，他们凭藉复杂的内部通婚而不断发生着氏族的升降。质言之，富有军功贵族传统、主要以世袭贵族为组织构件的关陇政治集团，对于家族势力的依托往往包含其姻族势力。这大概亦正是“宇文泰之胡汉六镇关陇集团，实具关中、代北两系统之性质”（注：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所以产生之“婚姻圈”的一个原因。
    北周宇文赟是个生性乖戾的帝王，其乖戾、暴虐的行径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关陇集团中氏族升降的趋势亦预示了种种王朝嬗替的迹象。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整个精神世界处在颠倒、狂燥、恐惧状态中的宇文赟又一反成制相继册立四个皇后，与杨后并匹；旋而，又欲赐死杨后“逼令引自决”（注：《北史》卷一四《宣皇后丽华传》。）从“五后并匹”到酝酿赐死杨后，宇文赟借打破后制及无罪加罪之非常手段，相继推出他旨在削弱弘农杨氏权势的措施。显然，武帝以来弘农杨氏家族权势的上升，已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力量的倾斜。倾斜破坏平衡则必将危及皇权，因此捍护皇权必去震主之臣，削强宗必去其皇亲之依，宇文赟推出了“并后”、“赐死”的非常举措。弘农杨氏面临着帝王的不测之怒，家族命运悬于千钧之重，在此危急关头，独孤伽罗一展其北方妇女的强健风慨，毅然闯宫“诣阁陈谢，叩头流血”（注：《北史》卷一四《宣皇后丽华传》。），反复陈情于宇文赟，使杨后得免于赐死之难而家族得免于株连之厄。独孤伽罗“闯宫卫后”，中止了宣帝宇文赟削弱乃至藉此而铲除弘农杨氏势力的“计划”，使杨坚及其家族能守全于宣帝之朝，其影响涉及周隋禅代历史变局之关键。这是独孤伽罗氏以一介妇人身第一次投入政坛斗争漩涡的记载，其直面君王、忤逆龙麟的勇气与风慨，除了凭借其代北混血冠姓的显赫家族地位及其长姐联姻帝室的旧情外，亦当与其涵养北方游牧文化中强健独立之精神汲汲相关。挥洒“恒、代遗风”，颇具北朝妇女典型意味的独孤伽罗氏，与“主中馈”、“略无交遊”，“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的江东妇女是大异其趣的（注：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一《治家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其时代使然，亦更是民族文化使然。指明这一点，不仅对独孤伽罗是有意义的，而且对周隋禅代及隋文帝朝若干政治都具有背景认知的意义。
    三
    中国古代后宫之制，秦汉时期有所谓“汉兴，因秦之称，帝祖母称太皇太后，帝母称皇太后，正嫡称皇后”（注：《通典》卷三四《职官第十六·内官》。），是秦汉相沿，正位宫闱者有皇后之称；尔后，“秦、汉以下，代有沿革”（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序》。），后宫内职屡有变化，西“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注：《南史》卷一一《后妃传上》。），是西晋采汉魏正源置创三夫人。刘宋“孝武帝孝建三年置贵妃，进贵嫔、贵人，以为三夫人”（注：《通典》卷三四《职官第十六·内官》。），名号不同，但正后之下置三夫人则相沿不替。“其江左四代，互相沿袭，无大异同。”（注：《通典》卷三四《职官第十六·内官》。）是永嘉之后，所谓汉魏正制流行、演变于南朝的情况。相较于衣钵汉魏法统以创后制的南朝，北方王朝则因其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而另呈一番风貌。拓跋鲜卑初莅中国有所谓“妃后无闻”（注：《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后宫乏制时期。尔后，南方士族王肃北奔（在太和十七年，见《北史》卷四二本传），孝文帝力行汉化而有“改定内官”（注：《北史》卷一三《后妃传》、卷一四《后妃传·论》。）之举措。但“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注：《北史》卷四二《王肃传》。）。其后宫制度亦如是。故杜佑纂揖前史，指陈北朝后制曰：“自后魏以下，班号谬乱，不足为纪。”（注：《通典》卷三四《职官第十六·内官》。）
    北朝后制不乏进阶汉魏正源之步，但不及南朝条贯清晰，这是当时民族混合渐趋汉化的历程的表现。宇文鲜卑立足关中，采姬周制度以傅合胡汉混合之政治现实，虽云“内职有序”（注：《周书》卷九《皇后传·序》。），其实亦是徒有具文。史称“太祖（即宇文泰）创基，修衽席以俭约；高祖（即宇文邕）嗣历，节情欲于矫枉”（注：《周书》卷九《皇后传·序》。）。宇文邕“节情欲于矫枉”，事在后宫减员，“矫枉”之典则出诸北魏太祖道武拓跋珪以下迄孝文改制之前拓跋鲜卑“子贵而其母必死”（注：《北史·后妃传·论》曰：“昔鉤弋少子幼，汉武所以行权，魏世遂为常制，子贵而其母必死。矫枉之义，不亦过乎！”《北史·后妃传·宣穆皇后刘氏传》记，“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的后宫制度。如所周知，北魏母后擅权前后不乏其例，前者如桓皇后惟氏“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者如冯后“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注：均见《北史》卷一三《后妃传》各本传。）。母后主政，妇女于权力结构中的实质地位，是拓跋鲜卑脱胎于发展不完全之氏族制的必然体现，因此，日趋封建化的拓跋鲜卑统治者采取了一种“不亦（为）过乎”（注：《北史》卷一三《后妃传》、卷一四《后妃传·论》。）的矫枉过正性的后宫制度--子贵母死的常制。质言之，“子贵而其母必死”的后宫制度当是拓跋鲜卑社会转型中的过渡性措施；而宇文邕“节情欲于矫枉”的后宫状况亦反映其制度未能尽归汉魏而不得不杂揉于鲜卑遗风的实际。北周初后宫“废置益损，参差不一”（注：《周书》卷九《皇后传·序》。），倡言复制于姬周，其实杂揉于胡俗。至宣帝宇文赟“不率典章，衣袆翟、称中宫者、凡有五”（注：《周书》卷九《皇后传·序》。）。五后并匹，尽坏典制，以至史论众口一辞曰：“太祖之祚忽诸，特由于此。”（注：《周书》卷九《皇后传·序》。）这便给杨坚禅周以后的后制创建提供了殷鉴。
    杨坚建隋以后，封建中央制度建设开始了涵融南北朝而进趋“汉魏前制”（注：参见〔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2章《隋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的进程。史论，“高祖思革前弊，大矫其违，唯皇后正位，傍无私宠，妇官称号，未详备焉。”（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序》。）是杨坚初创有隋后制，只有革除宇文周末年后宫“五后并匹”之现象，而于制度本身则未暇稽本归源；故开皇二年，复有“略依《周礼》”，“又采汉、晋旧仪”（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序》。）的后宫制度的厘定。但开皇世后制虽有采汉晋、依《周礼》之名，实际情况却未能如是。史载，“初，文献皇后功参历试，外预朝政，内擅宫闱，怀嫉妬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序》。）开皇世后宫框架，因所谓独孤伽罗的“嫉妬之心”而未能尽归汉魏前制之实。此论集矢于独孤伽罗之“私德”，而后世不谙一时之风习臆作贬斥，如宋“胡玫堂兄弟极论《关睢》专美后妃之不妒忌，而以独孤亡隋为证”（注：《朱文公集》卷四八《答吕子约》之三○，转引钱钟书《管锥篇》。）。如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专列“隋独孤后妒及臣子”条，曰：“古来宫闱之妒，莫有过于隋独孤后者。”前者以“燮隆王化”之后德责诸独孤，后者则无视史局流变强作僵硬比较，相继接踵于唐人而失论于独孤伽罗。但后世失论当有别于唐人富含政治需要的批判，它们主要表现为，一种外在于具有胡汉混血民族融合背景特征的独孤伽罗的主观分析，表现为一种外在于周、隋迄唐初百余年具有胡汉混血民族融合背景特征的“关陇集团”的现实政治的主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