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揭，杨坚“五子同母”皆为独孤伽罗所出；第五子杨谅开皇元年已封汉王，是独孤伽罗于杨坚未禅周为帝前已与其共生五子，此后则相守誓约“无异生之子”，而杨坚为帝后，迄开皇世20余年，“后宫宠幸，不过数人”（注：《隋书》卷六二《裴肃传》，仁寿二年，杨坚谓裴肃曰：“后宫宠幸，不过数人。”）。史称“时独孤皇后性妬，后宫罕得进御”（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宣华夫人陈氏传》。），即杨坚偶有所染亦为独孤后强行阻遏，甚者则于背后杀所宠幸之女。事在开皇十九年（公元589年）六月。时杨坚避暑仁寿宫，宫中有北周胡族名将尉迟迥孙女，“先没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迫及上，叩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注：《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文帝开皇十九年。）是独孤伽罗正位中宫后，确有防闲宫闱之严；然所谓“性妒”之心理则有其社会历史之根源。
    独孤伽罗父独孤信之先人为鲜卑三十六部部落大人，即拓跋鲜卑混聚其部落联盟之北边胡族，其风俗习尚当同于鲜卑而无大异。“鲜卑之俗，贱妾媵而不讳妬忌，（独孤）后固虏姓，高祖亦渐北俗，又性本严正，非溺情嬖妾者流。”（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隋室兴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是独孤伽罗之“性妒”本有其民俗之渊源，故行“妒”而不讳见容于“亦渐北俗”的杨坚。产生于社会全部经济关系之上的风俗，往往比经济本身的变更具有更大的惰性。拓跋鲜卑入主中原渐化于封建经济时代而其具有氏族经济时代的风俗则不变。《北史·后妃·宣武皇后高氏传》记，“初，孝文（即元宏）幽后之宠也，欲专其爱，后宫接御，多见阻遏。孝文时言于近臣，称妇人妬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迄北魏解体权移他胡，其风亦盛行不替。东魏元孝友系拓跋皇室后裔，其上孝静帝（即元善见）表云：“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注：《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临淮王谭附孙孝友传》。）是北魏而下迄于两魏并立之北朝后期，内涵鲜卑、诸胡风俗的女性妒风乃有其社会的广泛性，而影响及于固为虏性的独孤伽罗自亦在事理之中。申论之，受北朝后期鲜卑遗俗影响的独孤伽罗，终能“行妒”防闲于开皇世之中宫，亦在于有隋统治阶级中坚乃一胡汉混合之军事贵族集团--“关陇集团”为其背景，因此婚姻之际她可以不避妒忌之嫌与杨坚相“誓无异生之子”；因此，正位宫闱母仪天下后她可以不避妒忌之嫌而责及臣（如高颎）、子（如长子杨勇）纳妾远嫡之事（注：事见《隋书》本传及《廿二史札记》卷一五《隋独孤后妒及臣子》。）。
    富涵社会历史背景及民族习俗渊源之北朝“妒风”，于风慨雄健“高祖甚宠惮之”（注：《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的独孤伽罗身上有较强之体现，这使开皇世傍依汉魏的后宫制度形同虚设。因之，后史颇多讥刺，并由“燮理阴政”不能兴于隋之椒房而指斥独孤后“擅宠移嫡，倾覆宗社”（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论》。），进而责难杨坚“听哲妇之言，惑奸臣之说，溺宠废嫡，讬付失所”（注：《隋书》卷一《文帝本纪上》。），已种有隋覆亡之根。是论不仅无法高瞻到真正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历史规律，而且恣意褒贬亦遮蔽了对于独孤伽罗的真切审视。质言之，旧史观的偏见遮蔽了初唐史家对于独孤伽罗，这样一位富有双元文化背景人物的公允评价。
    独孤伽罗行“妒防”于中宫，干政事于朝阙，“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注：《隋书·独孤皇后传》亦记，文帝“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舆而进，至阁乃至。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云云。），风慨雄健、识断不疑，体现的是鲜卑游牧文化的影响，这与弘农杨氏“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也。《易》曰：‘无悠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注：《后汉书·杨震传》。）的家训相去甚远；然相去甚远的观念冲突却由于时局的变迁而见容于“性严重”（注：《隋书》卷二《文帝本纪下》。）的杨坚，其间，除去独孤伽罗显著的“八柱国后”的家族地位外，关键乃在于有隋的政治构成乃是一胡汉混合的统治集团，而杨坚先世久居北镇亦渐染北俗之故。
    “权击外戚，政归国家”（注：《后汉书·李固传》。），系汉末清议针对宫后侵政、外戚擅权而发起的政治斗争，斗争背后的哲学乃是儒家限制外族、平衡皇权与外戚之关系的政治思想，简言之，儒学伦理政治下的后德与否亦当质诸其对于本族与皇权之关系的权量与处置。史称，隋文“帝惩周氏之失，不以权任假借外戚，（独孤）后兄弟不过将军、刺史”（注：《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宣帝太建十三年。）。稽《隋书》，独孤信长子罗卒官不过左武卫大将军，幼子陁累转不过延州刺史，是隋氏后族仅备位宿卫、莅任州郡而无涉中央大权之证。这种情况，其一与隋文帝集权中央、强化皇权的意志有关；次之则与独孤后顺应时局、推崇皇权的态度有关。史载，开皇初朝仪初创，“有司奏以《周礼》百官之妻，命于王后，宪章在昔，请依古制。后曰：‘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不许”（注：《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而止。又“大都督崔长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当斩。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国家之事，焉可顾私！’长仁竟坐死。”（注：《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百官之妻，命于王后”有所谓《周礼》根据，其实不合于族权、父权、夫权的宗法伦理，更有悖皇权集于一尊的封建政治，因此，独孤后曰“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于此，不难看出“雅好读书，识达古今”（注：《北史》卷一四《隋文献独孤皇后传》。）的独孤伽罗是把后宫与封建政治联系在一起来处理后权与皇权的关系的。
    独孤伽罗与杨坚的婚姻属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联姻，柱国之家的独孤氏一门三后为弘农杨氏迫近中枢权力提供了便利，杨坚与独孤伽罗长女入为北周宣帝后，则使杨坚可藉国戚之望而直逼宰辅之位；关陇集团内部的平衡由此打破，统治阶级内部氏族的升降伴随着一个外戚坐大而皇权受损的过程，这一权力变化的过程正是杨坚与独孤伽罗皆置身其中深有感受的“近代史”之鉴。为巩固新的集权政治，必须挫抑外戚势力张大的任何可能，应是这一政治联姻体共有的认识。因此，独孤伽罗选择了虚身推权以维护中央集权的举措。史称隋氏“内外亲戚”，莫预朝权，昆弟在位，亦无殊宠。至于居擅玉堂，家称金穴，晖光戚里，重灼四方，将三司以比仪，命五侯而同拜者，终始一代，寂无闻焉。考之前王，可谓矫其弊矣”（注：《隋书》卷七九《外戚传·序》；《北史》卷八○《外戚传·序》。）。是开皇20年中央集权政治的有效运转，其实得益于这一政治联姻所保持的应有活泼生力；而有隋两朝38年，外戚势力始终匿迹于中枢权力之外，其实亦得益于开皇初独孤伽罗顺应时局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