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隋38年政事，涉及最高权力转接者，莫过于开皇世东宫易储之事，此事始造于开皇中，历10年而结局于开皇末（注：参见拙作《隋文帝之死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月，年届花甲的隋文帝“戎服陈兵”（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御临武德殿，诏废嫡长子太子杨勇，十一月即建立次子“晋王广为皇太子”（注：《隋书》卷二《文帝本纪下》。），有隋“大业传世”（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的最后抉择由此完成。史云独孤伽罗干预此政治大局，曰：“皆后之谋也。”（注：《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
    宗法政治下的权力转接，其实都隐伏着不同的政治势力，而他们展开的斗争往往打的也都是“太子牌”。易言之，废立太子，是中国古代王朝权力转移的一种形式，而其实质则是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或协调的产物。隋廷易宫换储亦当作如是观。隋文帝于“废皇太子勇为庶人诏”中曰：“天下安危，系乎上嗣，大业传世，岂不重哉。”（注：《全隋文》卷二《文帝》。）少阳之位其实是新一轮政治的中心，是权力转接前后的代表。明乎此，方可切入开皇世易宫表象之下关陇集团内部各势力斗争的深刻背景；明乎此，亦才可能对独孤伽罗持之一贯的维护宗法权力及其稳定过渡之政治用心的把握。
    如前所述，代北独孤家族重大而致命的政治挫折，生成于宇文氏禅代西魏前后而涌起的嫡庶之争的非常时期。嫡庶之争影响及于权力过渡的历史鉴戒，对于独孤伽罗来说无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她与杨坚缔婚之际即相“誓无异生之子”，冀望藉此“政治契约”确保承嗣血缘的同一性，以消弥“嬖子配嫡”的政治隐患，以保证宗法权力的稳定过渡。但是，宗法制下权力斗争的本质--各政治势力有以进行权力较量的支点乃在于各自政治势力的消长--却无视她这一脆弱的愿望。在权力斗争没有溃为暴力形式之前，关陇集团内部各势力消长而必起的政争将藉其储子而展开，血缘同一--宗法权力稳定的神话无法遮覆权力斗争的残酷现实。关于这一点，司马光在绾结隋廷易宫得失时有所论列：“昔辛伯谂周桓公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国，乱之本也。’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争，孤弱之易摇，曾不知势钧位逼，虽同产至亲，不能不相倾夺。考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注：《资治通鉴》卷一八○隋文帝仁寿四年。）“势钧位逼，虽同产至亲，不能无相倾夺”，深谙宗法制下权力斗争血腥味的司马光，只是在“势钧位逼”的现象层面接触了隋廷易宫而必有各政治势力斗争之背景的历史真实。然而，这种经验与直觉的敏锐，揭示出的亦正是开皇时期以后隋文帝夫妇所无法回避的事实。为了确保权力的稳定过渡，声称反对“妇人与政”（注：《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的独孤伽罗一反其开皇初虚身推权至尊的态度，积极活动，干预太子宫政。隋文帝曰：“皇后恒劝我废之（指太子勇）”（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具有代北军事勋贵背景的独孤伽罗以其在关陇集团中的强大影响力策动着开皇世的易宫大政，上以动至尊视听，下以揽权臣智力，竭其权智终至完成其“外预朝政”（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序》。）的最大之作。
    隋初东宫制度大体因革于南北朝而愈加完备，其精神在于树立与强化所谓“国本”的地位。而杨勇初莅东宫亦颇得其父翼护，“于时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注：《隋书》卷五八《明克让传》。），而“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开皇初，杨勇太子宫位处平静之中，其条件有二点为要：一则诸弟年幼，乏善可陈而与之竟；二则隋朝新建，关陇集团内部之政争势力尚处在孕生之阶段。东宫平静是隋文帝夫妇乐于面对的现实，故史亦不闻独孤伽罗于此阶段有非难东宫之言。
    从现存隋史有关材料来看，对杨勇太子宫位构成最大潜在威胁者莫过于晋王杨广。他颇有作为并极富权力欲，但他不是长子，“立嫡以长”的皇位继承制阻遏了他窥伺最高权力的合法通道，因此他不得不走着一条“阴有夺宗之计”（注：《隋书》卷四《炀帝本纪下》。）的非常规的权力争夺之路。莅镇南方后，杨广联络宇文述、郭衍、张衡等人，初步形成其“夺宫”的内层圈，继而便将目标转向关陇集团的重要人物--杨素。“晋王规欲夺宗，以（杨）素幸于上，而雅信约（杨素异母弟）。于时用张衡计，遣宇文述大以金宝赂遗于约”（注：《隋书》卷四八《杨素附约传》。），杨约受金行事，史言杨素“闻之大喜”（注：《隋书》卷四八《杨素附约传》。），只说：“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为者。”（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杨广策动朝廷大臣进行“倒宫”活动，即令“代苏威为右仆射，与高颎专掌朝政”（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的杨素亦将以独孤伽罗之马首是瞻。关陇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终至推到独孤皇后的面前。
    杨坚夫妇“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独孤伽罗本亦无所厚薄。但随着杨勇私德失检，元配元氏不明而死，内宠云氏专擅东宫情形表面化，“性忌妾媵”（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鲜卑之俗，贱妾媵而不讳妬忌。”）的独孤伽罗则由此情绪之激而虑及身后权力转接的大政。史称独孤后于杨勇宫妃元氏暴死而无子嗣事甚怀愤懑：“皇后忿然曰：‘地伐（杨勇小字）渐不可耐，我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业，竟不闻作夫妻，专宠阿云，使有如许豚犬。前新妇本无病痛，忽尔暴亡，遗人投药，致此夭逝。’”（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杨勇太子妃元氏，为元魏宗室元孝矩女，史云“高祖重其门地，娶其女为房陵王（杨勇身后追赐爵号）妃。”（注：《隋书》卷五○《元孝矩传》。）杨坚夫妇娶子媳于元魏宗室，符合当时“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注：《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载柳芳论〈氏族略〉》。）的婚姻观念。故独孤后云“望隆基业”；云氏，为云定兴女，史记但谓“云定兴者，附会于（宇文）述”（注：《隋书》卷六一《宇文述附云定兴传》。）。不称籍贯，非望族已明，故独孤后讥其与杨勇所生三子为“使有如许豚犬”。独孤伽罗斥责杨勇专宠阿云决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冲动”，而是内涵着维护本集团政治特征的“政治批评”；由此而引发的政治思考，便是：“每思东宫竟无正嫡，至尊千秋万岁之后，遣汝等（指杨广等）兄弟向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几许大苦痛邪！”（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