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皇室同为关陇胡汉之集团，其婚姻观念自应同具代北之特性也。”（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代北特征，姻结贵戚是其一；而“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以维持胡汉六镇关陇集团之特征是其二，太子杨勇“率意任情”（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未谙上层婚姻中政治要义，专宠阿云，复“在外私合而生”（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子嗣，破坏了关陇集团维系并结构其政治系统的准则。因之，文帝与独孤后同感此婚姻失类而有害于最高权力的稳定转接，一方面对元氏之死示以殊礼“皇太子妃元氏薨，上举哀于文思殿”（注：《隋书》卷二《文帝本纪下》。）；一方面对云氏之宠示以儆语“今傥非类，便乱宗社”（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两个态度，一个目标即维护关陇集团有以构成的政治特性，显然，这是统治集团对于新一轮政治代表的要求。至此，杨勇宫位见倾，但最后的更易乃在于隋廷各政治势力的变动。
    开皇初，关陇集团大致合力于南北统一之业，但自九年统一战争前后，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出身将门而“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志怀远大，以功名自许”（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史臣曰》。）的杨素开始秀出班列。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杨素代苏威为右仆射而与开皇重臣高颎“专掌朝政”（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成为关陇集团中军事贵族的代表性人物，权势炙手大有两汉之周勃、霍光的形势（注：《全隋文》卷四《炀帝·手诏劳杨素》：“及献替朝瑞，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济时艰。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隋廷重臣高颎被废，史称为“独孤皇后知颎不可夺，阴欲去之”（注：《隋书》卷四一《高颎传》。）、“讽上黜高颎”（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所致。高颎为开皇世20年最高执政（注：《隋书·高颎传》记，“当朝执政二十年，朝野惟服，物无异议”。），其子高表仁娶太子杨勇女，故其于储宫之政堂附于勇不无有之。史载隋文帝欲立广废勇咨政于高颎，“颎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注：《隋书》卷四一《高颎传》。）又，文帝“令选宗卫侍官，以入上台宿卫。高颎奏称，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时行动，宿卫须得雄毅。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强武？此极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于交番之日，分向东宫上下，团伍不别，岂非好事？我熟见前代，公不须仍踵旧风。’盖疑高颎男尚勇女，形于此言，以防之也”（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从咨政于颎到防闲于颎，文帝夫妇与高颎冲突的要点在于储君大政；高颎党附见存东宫意态已明，而独孤皇后知其不可夺而“讽上”黜之，是高颎终因作梗易宫而被废。
    高颎被废，“以公就第”（注：《隋书》卷四一《高颎传》。），迄止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杨素“代高颎为尚书左仆射”（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杨素其实已置身隋廷最高执政之位。至此隋廷最高人事变动完结，文帝（应包括独孤后）凭藉其皇权的制衡机制完成了他对于集团内部势力变动现实的确定。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杨素亦已明白权力转接之关节在即，遂于侍宴之际“微称‘晋王孝悌恭俭，有类至尊’。用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儿大孝爱，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于境首；言及违离，未尝不泣。又其新妇亦大可怜，我使婢去，常使之同寝共食。岂若地伐与阿云对坐，终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怜阿（杨广小字）者，常恐其潜杀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注：《资治通鉴》卷一七九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杨素无忌大臣言宫政之讳，直言刺情只是为了讨个口实；独孤后无讳家丑，明言褒贬去就已在不言之中倡明废立之意，可以说这是一局明了牌底的游戏，一场双方交底的谈话。这次谈话，史不言文帝在场，仅独孤后与杨素二人；依一时较开放之宫廷风习及独孤后多有“匡谏”（注：《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干政之事实，这次谈话当是后宫宴筵之秘谈。史称，“后遂遗素金，使赞上废立”（注：《资治通鉴》卷一七九隋文帝开皇二十年。）。“赞上废立”，说明此秘谈虽由独孤后垂簾为之，亦不违文帝之意。秘谈中的“泣对”、“遗金”，丝丝相扣而不着痕迹，将一个用兵“严忍”、“多权略”（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而“专以智诈自立”（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史臣曰》。）的杨素牢牢地扣在自己的政治日程表上而不显任何政治意图，可见，“高祖甚宠惮之”（注：《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的独孤后确有其不让须眉的干政之才！
    开皇二十年十月，经由“杨素舞文巧诋，锻炼以成其狱”（注：《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太子勇案定谳，乙丑日太子杨勇废为庶人；十一月戊子日，晋王杨广立为皇太子。《隋书·五行志》以风变突然以启“鼓妖”之征述记其事：“开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风，发屋拔树，秦、陇压死者千余人。地大震，鼓皆应。净刹寺钟三鸣，佛殿门锁自开，铜像自出户外。钟鼓自鸣者，近鼓妖也。杨雄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鼓妖见。时独孤后干预政事，左仆射杨素权倾人主。帝听二人之谗，而黜仆射高颎，废太子勇为庶人，晋王钓虚名而见立。”唐修《隋书》，属官修之史，政治意见常见于史述之中。此处藉灾异人事曲讽开皇世易宫意甚明，用意虽迂回却在在不离其鞭斥所谓“空名得进”之隋炀帝，从而确证其覆隋建唐之合理性的主旨；因此主旨，由魏征主笔之《隋书》史论，便在文献独孤皇后传中操觚挞伐：“文献德异鸤鸠，心非均一，擅宠移嫡，倾覆宗社，惜哉！”独孤伽罗从维护本集团有以构成之特征出发，并应合开皇时期以后关陇集团内部权力关系变动之事实而作出的易宫之政，于此被简单地曲解为“心非均一，擅宠移嫡”的儿女私情，而其于国家之政的遗患则是“倾覆宗社”的严重后果。显然，魏征传论中批斥独孤后的逻辑起点乃在于李唐取而代之的隋炀帝杨广；而上揭《志》文曲讽开皇世易宫事的理论支点亦在于李唐取而代之的隋炀帝杨广。其实，杨广承位储君，于文帝死后而能驾驭堪称“一时之杰”（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史臣曰》。）的杨素，迅速平定其弟汉王谅数十万众之叛，已多少说明开皇末易宫后所重构的权力转接力量是能够保证权力稳定过渡的。史称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为“隋氏之盛，极于此矣”（注：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大业五年；《隋书》卷二九《地理志·序》。）。是杨广为帝自有其前后功过之辨，此不详论；此处点出这一历史的概略，只是说明不能、亦不应以隋亡这一内涵着复杂的历史成因的事件系于杨广手中而遮蔽对于开皇世易宫的分析，更不能以此作为贬斥独孤伽罗预闻此政的依据。
    胡汉六镇之关陇集团系北朝末年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爰自西魏、亘及唐初，前后百余年而历经有隋38年，于隋朝政治之影响不可谓不大；其间氏族升降、风俗流变，以及种族文化和“妇女在他们中充当一种非常有势力的角色”（注：〔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3年版。）等，均为显豁其历史个性之突出现象，凡此步入史局之途径，前贤已作擘画。本文仅以有隋政治系统一核心人物文献独孤皇后之行事试述开皇世政治若干方面，以求微观达于宏识，或有补论，不妥之处，唯方家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