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从据传兴于西羌的大禹，中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等传说中的蜀地诸朝，到秦举巴蜀后的蜀守李冰，长江上游的古蜀以其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和诸多创举，对历史悠久、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有过若干重要贡献。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古蜀先民不仅在避水患、兴水利的漫长历程中创建了极大地造福桑梓和国家民族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四川盆地以“天府之国”闻名古今，而且积累了精湛独到的经验技艺，逐渐孕育、形成、发展了综合治水的方略思路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如果说千秋长青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文明杰出的有形遗产之一，那么，渗透其间的上述深邃理念则是人类永恒的智慧结晶。限于资料，过去学界对于蜀地上古水利成就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都江堰本身①。近年来四川地区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使我们得以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对上古蜀地水利史迹的脉络及其反映的成就和文化意义，尝试作一初步的梳理探讨。
    一
    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从距今约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巫山人，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资阳人、筠年人和铜梁县张二塘、资阳县鲤鱼桥、汉源县富林、攀枝花市迴龙湾等遗址②，可知当时人类栖息生活的地点，一般位于盆周或盆地内山地丘陵近水的小山或山坡上。这种情况直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仍未根本改变，由岷江、沱江水系冲积而成的川西平原，位于盆地底部，当时还是沼泽河流密布，积水严重而不宜人类居息。而在离开平原的盆周西、北山地，却发现了距今5000年以上的若干史前遗址③。巨大的变迁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500至3700年的宝墩文化诸史前聚落涌现于川西平原，表明盆地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先民的水利活动已使这片河流沼泽密布、昔日杳无人迹之地逐渐变得宜人宜居。这一时期，也正是考古学和古气象学揭示的东亚大陆气候温湿多雨[1]、传说中洪灾多发、鲧禹治水的虞夏之际。
    先秦以来的传世文献中，大禹治水的传说史不绝书。《尚书·尧典》称其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帝尧接受四岳建议，派鲧治理洪水，鲧以消极的堙塞壅堵治之而失败。此说应是面对这场空前巨大的水患，传统治水模式无法奏效的反映。《尧典》复载帝舜即位后，改命禹治之。禹汲取教训，采取了新的治水方略，故《尚书·禹贡》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最近新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公盨》④，铭文开首即云：“天令禹敷土，随山浚川。”说明《禹贡》关于大禹治水的文字记载及其传说，至少在西周中期以前就已长期流播、记录成文而广为人知了⑤。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鲧作为领导治水失败的典型，与取得辉煌成功的禹形成鲜明对照。然而综合传世和出土资料考察，鲧时既留下失败的教训，也不乏实践的经验乃至建树可供后继者鉴取。《国语·周语》称共工和鲧相继“壅防百川，堕高湮庳以害天下”，《世本·作篇》则云“鲧作城”，“鲧作郭”[2]。后者的城郭实即前者的堤防，传说的两面反映的是二而一的史实[3]。近年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东亚大陆上的古城群，其夯土城垣实际就是与防御水患密切相关的封闭性堤围。当然，倘进而论之，城垣还有军事防御的功能，而堤防的种类也有多种。但在社会组织限于规模和水利技术发展水平，尚无力修筑大规模的沿江堤防的史前时代，往往只能围绕聚落建成封闭的堤围亦即夯土城垣以“壅防”水患。在鲧禹所属的龙山时期，黄河与长江流域广大平原地区不仅已经聚落广布，而且其中比较重要或规模较大者，多已从早期的聚落围壕发展出城垣和壕沟复合体系。此种情形，不仅由这些冲积平原上的聚落近水濒水的位置和地势所决定，且亦为当时东亚大陆正值温湿气候、水患多发的背景使然。在川西平原上，与之大体同期的宝墩文化古城群的涌现，显然也与上述背景紧密相关。此种主要由城垣和壕沟构成的集防洪和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体系模式，在通常年份是基本能够抵御夏秋水患的，但在多年未遇的特大洪水面前却往往难逃灭顶之灾。
    宝墩文化古城群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古城，在城垣建造方面为同一技术系统，即其城墙采用地面堆筑（而非黄河流域的开槽版筑）而成，一般在防御水患的功能上显然是有效的。此期川西地域的古城群不仅在城址的规模和密集程度上展示了不低于域外的发展水平，而且在因地制宜避水患求水利方面亦具特色。这些古城均顺着古河道流向的水脉和地脉兴建，巧妙地因应了水资源等自然条件。如年代最早、面积最大（达60余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垣方向45度，与附近的铁溪河流向一致，而其南垣西段外至今尚存的宽约10米的低洼带应为城壕一类人工水道[4,5]。这样的城址布局和走向，显然有利于避开和减轻水患。又如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与紫竹等三处古城址都有内外双重城垣[6,7]，双垣之间则为兼具防御和给排水功能的壕沟，此种多重复合体系，应具有更强的防洪功能。温江鱼凫城尤具特色，根据1999年新发现的东城垣，证明其城垣形状呈规则的六边形，城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该城没有采用通常的矩形城垣，而是因应水流地势而规划营建，可谓颇具匠心。从建筑技术上看，其城墙发现卵石层与土层相间堆筑结构，显然有加固墙垣的作用。城址内北部有一大致呈东西向的低洼地带，应为古河道。而城址东部的河道，印证了东垣绝大部分毁于洪水的推断[8]。蜀地略当传说中鲧禹时期的上述考古资料反映，古城或曰以封闭的堤围保护的聚落，其单个孤立的“壅防”、“湮塞”，在洪水面前确有明显的被动和局限性。综合文献传说和出土资料可知，大禹时代的先民既合理继承了前辈筑城或曰堤围作为一般情况下兴利避害基本模式的传统经验，又于大灾之际汲取惨痛教训后，一改此前孤立地看待处置洪水的片面性失误，转以较为宏阔的思路对区域性的水土实施较为综合的治理，并且在继续保护巩固城邑的基础上改以疏导为消除水患的主要新措施。根据《尚书》以来的文献传说记载，这种比较全面整体的标本兼治，历尽艰辛后终于大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