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书·虞夏书》中，当时“天下”洪水波及的范围甚广，所以《禹贡》反映的大禹治水广及江淮河济。其间确应有古史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将不同时间和地区的水患及其治理之史实素材加以“层累”地整合的可能，需要对其传说记载考订辨析。而与本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禹治水是从何处开始的呢？若按《禹贡》所云是起自冀州。但从东周秦汉以来大量文献反映的禹族源流考察，其治水活动可追溯到其早期居息于岷江流域禹羌故地之时。禹族早期生息于东亚大陆西部高原尤其今四川省岷江上游地区，屡见于文献所载先秦以来的传说和汉晋史籍，如春秋晚期的孔门弟子子夏就对鲁哀公说过“禹学乎西王国”[9]，与《荀子·大略》“禹学于西王国”之说同。《史记·六国年表序·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当为《孟子》佚文，不见于今本《孟子》。此外，《史记·六国年表序》亦云：“禹兴于西羌。”《新语·术事》、《盐铁论·国病》、焦氏《易林》卷十六、《蜀王本纪》、《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三国志·秦宓传》及其裴注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和谯周《蜀本纪》等，皆有类似记载，并往往明确指出禹生于石纽。地在西汉时汶山郡广柔县境，大体包括今四川北川、汶川、茂县境及都江堰市和什邡县境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云阳县旧县坪发掘出东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碑文明确记载景云为大禹后裔，并云其“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述）禹石纽、汶川之会”⑥。这一珍贵的新出土文献无疑是上引传世文献之说的重要佐证，可知“禹兴于西羌”作为东周以降广泛流传之说，应有相当的史实依据，因而屡为学界前辈尤其巴蜀学者所认同⑦。而史前晚期源于远古羌族的大禹族群，必有一西兴东渐、辗转进入黄河中下游之历程[10,11]。《禹贡》所记当是其迁徙中原以后之事，其疏导河川的卓越举措和整体方略，则应与其昔日始于蜀地的最初水利实践经验密不可分。而在史传大禹受命领导的这次空前宏大的治水工程中，也包括《禹贡》所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等在蜀地开展的系列水利实践活动，应该就是禹族当初在岷江流域水利活动的史影。宝墩文化古城群顺水而兴存发展，又遭受过水患严重破坏毁损的情形，既反映了当时气候温湿、洪水频繁的史实背景，又间接揭示了新的治水方略出现的必然性，也反映兴于西羌的大禹治水于蜀中的传说确实蕴涵有古老的史实素地。
    《禹贡》所记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是长江上游现存最早的治水记载。岷山绵亘于与川西北邻接的甘青高原，是岷江的发源地，所以由此开始疏导的江，自然就是岷江。在明朝以前，古书但凡单独称“江”之处，多指长江，并把岷江视为长江之正流。直到晚明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才将长江上游正流更定为金沙江。所以《禹贡》所述，乃先民对岷江水系的疏导，其中最主要、最艰难的工作，是排泄地势低洼的川西平原积水。《禹贡》中禹奉中原华夏联盟首领舜之委派着手的这项使命，实际应是宝墩文化中晚期蜀地先民在这方面长期艰巨历程的缩影。宝墩文化迄今已发现八座古城，它们和陆续发现的若干次级聚落遗址、遗迹，在川西平原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状遗址群，揭示当时存在着一个与同期中原唐虞集团类似的区域性族群联盟共同体。由这样一个联盟主导开展夯筑墙垣、疏导河流之类区域性水利活动，在当时已完全可能，宝墩文化古城群夯筑方式的相同以至整个文化面貌的基本一致，即是反映。该古城群和许多小型聚落遗址，一般都依傍古河道水流营建，说明平原上的积水沼泽已得到初步排泄整治⑧，这应与从岷江上游进入川西平原的禹羌民族支系密切相关。在唐虞时代，禹族所自出的西羌，是西部的一个人口众多、很有影响的族群，也是古代四川盆地居民的一个主要来源。羌人世居岷江上游，自古以熟悉水性、长于水工闻名，并由此形成悠久传统，故直到20世纪前期，成都平原上举凡打井、修堤一类工作，往往由羌民承担。在传说的虞夏之际东亚大陆一些地方空前的洪灾中，川西平原洪水漫衍，积潦严重，须疏通河道以排除积水。该平原主要由岷江和沱江两大水系冲积而成，从西北向东南微微倾斜，平均坡度约4‰，地面高程从西北端都江堰大约海拔750米左右，逐渐向东南递降至平原另一端金堂县的450米左右。由于这样的地势，积洪宣泄的自然走势遂大致为由西北而东南。传说中大禹率众对平原水系的疏导即顺此地势和水势，并由西向东开挖了一条人工河道以泄洪，即《禹贡》所云“东别为沱”。此“沱”并非上述作为川西平原母亲河之一的沱江，一般认为即自今都江堰西南至成都东南与流江汇合之古郫江，但此水道并非全然人工开凿，应是充分利用了大致东向的自然河道，又在岷、沱水系众多紊杂的自然支派之间间或决口沟通而成。大禹时代工具尚主要为石、骨、木器，但有限开挖较为疏松的冲积土壤以沟通相近河流支系并非没有可能，因而这条传说记载不宜轻易否定。此举沟通了岷、沱二江，川西平原水情应大有改善。而岷、沱水系的上述初步整治，为平原进一步的开发，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这次大规模水利活动，《禹贡》又云：“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绩。”岷、嶓分别指岷江上游川西北以及川、甘交界处的岷山、嶓冢山，艺指树艺种植。宋代学者王炎云：“江汉发源此州。方江汉之源未涤，水或泛滥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种艺，知二水之顺治也。”[12] 此说是。沱指沱江，“沱潜既道”之道，高邮王氏父子指出即导[13]，亦即疏导。潜水，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引胡渭说，“一在巴郡宕渠县，一在广汉郡葭萌县”[12]。即今嘉陵江支流渠江，及另一在今广元境内流入嘉陵江的支流。这是传世文献中嘉陵江流域水利活动的最早记载。嘉陵江发源于陕南，向南流经四川盆地，至重庆入长江，为长江上游最大支流，其水系包括渠江、涪江等大小诸多支流，是四川盆地的又一条母亲河，历史文化悠久丰富。上世纪70年代末，重庆市博物馆对嘉陵江中下游初次进行考古调查，就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秦汉的文化遗址11处[14]。2002年10-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渠江流域调查又发现了20多处先秦（包括新时期）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及石器采集点，并在该流域的宣汉县发掘了“20世纪末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巴文化遗址”，遗存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东周时期。看来，在治理今四川西部岷、沱流域的同时，大禹时代蜀地先民又对包括今川东、北地区的嘉陵江流域陆续进行疏导，并留下了上述悠久的传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嵞，会稽山也。……《虞书》曰：予娶涂山。”段玉裁注：“《皋陶謨》曰：‘予创若时，娶于塗山，辛、壬、癸、甲。’郑注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为帝所命治水。’《水经注》引《吕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中原文献每将禹娶涂山氏与治水紧密联系。蜀地现存最早的传世史籍《蜀王本纪》也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娶妻生子，名启。”⑨[18]《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更明确：“禹娶于涂山，……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该书在江州县（今重庆）下指出，“涂山，有禹王祠与涂后祠”[19]4,30。《水经·江水注》：“江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仲雍并言禹娶于此。”[20]1053 涂山地望历来有歧见，但上引《蜀王本纪》、《华阳国志》和《水经注》涂山在四川盆地之说，亦可视为虞夏之时四川盆地治水活动之史影。
    看来在大禹时代，蜀地先民就大致对四川盆地主要水系陆续进行过初步的疏导治理。考察宝墩文化遗址群对水环境的处置遗迹，可知当时的基本治理思路或方略无疑已达到一定的综合水平，否则绝难成功。成功不仅来自于综合整治的方略，更是这一朴素方略初步所涵的“道法自然”思想的胜利。《淮南子·原道训》云：“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以水为师”，也就是所谓“道法自然”，这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哲学理念。尽管在产生之初，这一理念还远不如后世系统严密，甚至还不很清晰，但有一点应是清楚的：它源于先民对水性规律的认识和尊重。此理念一经出现，必然伴随先民成败交织的一步步实践逐渐丰富深化，并对后世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长江上游的蜀地，以其历史悠久、因仍自然、因地因水制宜的卓越实践及其经验总结，为这一古老的科学理念的形成完善，作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