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本纪》所记鳖灵开凿的“玉山”，《本蜀论》作“巫山”，“巫”、“玉”二字盖因形近而讹，当以“玉”为是。《华阳国志·蜀志》也记杜宇氏晚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可见玉山又曰玉垒山。学者或认为玉垒山乃湔水即今白沙河的发源地，就是今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之地茶坪山，应有所据。但揆诸地理、水势和此山位置，其凿决与否，似难对川西平原水情有决定性影响，故鳖灵所凿“玉山”当别有所指。《水经·江水注》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大禹时代至开明氏时逾千载，当初所凿沟通岷、沱二水系的人工引水河道可能早已淤塞严重甚或湮没，故此条记载，应是继大禹时代之后，开明氏对之再作整治以引岷入沱的反映。而“作东别之标”的玉垒，就是川西冲积平原东端的泄洪瓶颈沱江金堂峡。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平原暴发洪水时，大量积水易汇聚于地势最低的金堂一带，金堂峡狭窄的河道使洪水宣泄不畅，往往导致平原水灾。因此，鳖灵疏导治理岷沱水系，进而开凿拓宽金堂峡，终于成功地泄洪平患，故《蜀中名胜记》引旧地志云此峡口“相传为鳖灵所凿”[25]。显然，对岷、沱二江流域从上到下再度疏、凿并举，既抓住了关键，又本末兼治，是大禹时代初具之“综合治理”方略和“道法自然”理念的一脉相承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开明时期的治水，应也经过了相当长久艰巨的曲折历程，非旬日所能奏效。至于治理成效，当由于工具（尤其金属器的使用）、技术等条件的进步而有了很大提高。
    鳖灵或者说开明氏王朝的治水活动，不仅在传世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在考古发现的此期水利遗迹资料中也得到了直接证实。上世纪80年代，在成都市区指挥街遗址出土了东西向的一排6根柱桩和竹木编拦沙筐等遗迹遗物，时代不晚于春秋前期，应与防洪有关[26]。在方池街及附近金河宾馆等遗址的发掘中，又发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多条卵石埂，显然是当时延伸于较大范围的同一大型人工水利设施系统的遗迹。其中方池街遗址的东、中、西三条有规律地分布的卵石埂，整体呈Z字形，颇引人注目。因地处现代建筑密集的市区，发掘面积受限，其中除中埂分别与东西二埂斜向相接而长约26米外，其余二埂均南北延伸颇长而不见其两端。发掘者根据“石埂剖面形状大致都呈椭圆形，部分石埂上部被破坏，但下部埂脚埋入地层，仍呈圆弧状，卵石紧紧相挤，体现了使用竹笼的特点”，结合蜀中治水传统及成都抚琴小区商代遗址已有以竹篾固定、保护器物的出土资料等研究后明确指出，这些石埂均用竹笼盛装卵石砌成，是开明氏时期的治水工程遗迹。具体用途则是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并初步推定其西、中两埂整体上为一倒人字形滚水、支水埂[27]。从三条石埂的有计划分布，尤其是从其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功能分析，可知其已初具后世都江堰工程内江诸堤功能系统的意蕴，应是东周时期蜀地先民熟谙水性后的智慧体现。这种在疏导的基础上更加复杂的水利技术设施，既是对大禹以来治水传统的继承，更是富于创造性的发展。而与竹笼卵石堤埂同出的陶龙塑像，更透射出古蜀水文化强烈的信仰色彩。
    开明氏时代，蜀地水利技术的进步发达，已影响及于中原地区。《古本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方诗铭、王修龄先生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此条下案引“《存真》云：‘瑕音近雅，雅山之南，梁州之边徼也。’”[28] 如此则瑕阳人乃蜀人，蜀地水利技术已北传于秦晋。不过，徐中舒先生指出：“瑕阳战国时属魏，在今山西临猗县”，“道应读如《禹贡》导山导水之导。此瑕阳人为蜀导岷山青衣水，至此自秦来归”。说明蜀在当时已能够从魏物色治水技术人材，《竹书纪年》所载魏蜀交通都有真人真事可据[29]。与《存真》之释相较，徐先生之说似更胜一筹。不管怎样，《纪年》此条至少为东周蜀地与华夏水利技术交流融会在中原文献中的反映。不仅如此，根据《禹贡》中所导江、河即为所在地方朝贡运道之例，《纪年》此条证明蜀地水运已颇发达，且已与域外水陆交通，加深了古蜀与华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互动。此种情形，无疑预示着古蜀与华夏大一统局面的即将来临。
    三
    秦灭巴蜀后，长江上游的蜀地与黄河流域在政治上开始正式结为一体，文化互动融合加快，使蜀地水利技术和水文化在汲取秦人传入的中原因素后进一步发展升华。
    在都江堰兴建之前，秦国派张仪等在蜀地规划修筑蜀郡治所。该城所在，仍为位于今成都市区的开明氏王朝都城旧址，因而大体保持依古郫江濒水筑城的基本格局，但城垣形状因借鉴秦都咸阳模式而更为规整。史传张仪按新的规划修建城垣，但屡筑屡坍。一筹莫展之际，忽见有大龟周行旋步，遂遵蜀巫建议，循龟行路线夯筑城垣，终于成功。因这一传说，历史上成都又叫龟化城(15)。成都平原河流湖泽众多，水量丰沛，且地下水富涵而水位高，颇异于黄河流域。习于黄土地带的秦人首次在这里依北方技术模式营建城垣，必然会遇到障碍。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黄河流域夯筑城墙，均有在地表下开挖基槽，再版筑墙垣的传统。成都平原掘地三尺即见水，且成都城址所在之地本为冲积之沙壤所成，土层之下则多为砂石，非黄土地带干燥深厚而粘性较强的土壤可比，根本无法照搬开槽筑城之秦人技术模式。而上述传说将筑城曲折过程中障碍的克服系于龟这一蜀地先民虔诚信奉的水生灵物，是古蜀水文化集神秘信仰和科学认识于一体的生动反映，同时暗示张仪等新统治者从遭遇障碍进而认识到蜀地水土的特殊性，是在汲取了蜀人的传统智慧后才最终解决了筑城难题。这既反映了积淀深厚的蜀地水文化的卓越成就，也表明新城的建成是蜀秦文化融合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