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参见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概略》，载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37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12) 徐中舒先生指出：“朱利原为藏语牧场之意……今四川甘孜地区还有一个地名称为朱倭，旧译为竹窝，这里就是一个牧区，正与汶山江源相同。”（见氏著《论巴蜀文化》，第141-142页）岷江上游久为羌藏民族聚居之地，羌早于藏，且多有融于藏族者，故藏语该词应沿自羌，朱利之族当与禹羌渊源相通。
    (13) 鱼凫、杜宇间改朝换代的具体情形史已失载，但诸书所记之这一更替应为史实。《蜀王本纪》云：“（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神化”或称“仙化”，即所谓“得仙”或“得仙道”，从中可知杜宇以前的朝代更替，无论为暴力或其他原因所致，均带有浓烈的神权政治色彩与形式；《华阳国志·蜀志》称杜宇“禅位于开明”后遂“升西山隐焉”，似又回到了西部高地。看来，随着前朝共主或曰“王”的引退，“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退出平原核心地带；而当新的共主建立起较为稳固的统治后，这些“化民往往复出”，从而隐约展露出古蜀“天下”多族群政治联盟秩序之端倪。
    (1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11期。另据媒体最近报道：2006年12月上旬，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飞龙村盐井安居小区工地发掘了2座战国时期的船棺，出土铜器、竹器等珍贵资料，并发现了一支长约2米、上有彩绘的木船桨。上世纪90年代，已在距离上述船棺约50米处发现过船棺，此地应为一集中墓地，考古人员已将一块约200平方米的地围起来，作进一步的发掘（详《成都商报》2006年12月11日第14版《刮地三尺，同一工地又现船棺》一文）。各方面资料反映，船棺亦为巴人葬俗。但东周时期的成都、什邡、蒲江等地盛行船棺葬俗，此诸地正是四川盆地尤其川西平原上蜀国核心地带，在文化内涵上和时空范围上恰好与文献记载的古蜀开明王朝相应相当，显非偶然。
    (15) 《太平寰宇记》引《周地图记》云：“仪筑城，城屡坏不能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城乃得立。”（转引自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31页注释⑩）此说初见于《太平御览》卷九三一引《华阳国志》佚文：“秦惠王（更元）十二年，张仪、司马错破蜀克之。仪因筑城，城终颓坏。后有一大龟从硎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龟行所筑之，乃成。”类似记载又见于《古文苑·蜀都赋·注》引《益州记》、《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九州志》。详见蒙文通：《越史丛考》，第66页。
    (16) 都江堰的修筑，本身应是秦据巴蜀后统一天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秦本纪》记载了几次秦人从蜀地出发的重大战事：公元前285年，秦“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公元前280年，秦“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公元前277年，秦“蜀守若取巫郡及江南黔中郡”。这些战事，尤其对楚的进攻，均充分利用了蜀中水路，故《华阳国志·蜀志》直记上述司马错拔楚黔中之役云：“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大军及其粮草辎重，要从郡治成都入水道，并非易事，因而亟感成都通航之需，则都江堰航道之开凿，为秦人治蜀政略中必有之义。而都江堰建成后，从成都东向出川的水路，遂成为一条统一江南的传统战略路线，天府四川则成为历朝统一的“王业之基”。
    (17) 近承徐亮工先生相告：“二江”应系在天然河道基础上修筑的人工运河，走高地以利自然流灌，而非自然形成，故太史公方有“穿二江”之记载。此说新颖而有理。本文撰写修改过程中，亮工多有指正或提示，兹特表谢忱。
    原文参考文献：
    [1] 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C]//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2] 世本（秦嘉谟辑补本）[M].世本八种，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361.
    [3] 徐中舒．论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经济与城乡对立等有关问题[J].中国文化，17,18（2001合刊）.
    [4]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新津宝墩遗址的调查与试掘[J].考古，1997,(1).
    [5]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J].考古，1998,(1).
    [6]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省都江堰市芒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J].考古，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