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禹父子开创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时代--夏朝以后，根据汉晋时期的传世文献，夏商以来，四川盆地曾先后存在过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等几个王朝⑩。这些朝代及其史事在中原系统的史书中多已失载，但仍以传说为主要形式粗略地保存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古代四川的地方文献系统中。证以近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商业街大型船棺群遗址等考古学资料，这应是先秦时期的五个区域性共主政权，其间既有雄长蜀地之相继关系，复有在共主状态下长期并存之史实[17]。由于四川地区尤其成都平原河流沼泽众多的地理水文条件，上述诸王朝肯定都曾实施过有组织的甚至大型的水利活动。
    蜀地上述诸朝中，除开蚕丛、柏灌二代史载迷茫难以具论外，鱼凫氏尤其是杜宇氏、开明氏时期的水利活动，在文献传说中已有迹可寻甚至有案可稽，而且在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中得到了相当的印证，使我们得以从中透视蜀地先民继大禹时代之后进一步发展了的水利思路及理念。如鱼凫氏王朝，按照多数学者的研究意见，广汉三星堆遗址就是其昔日都城所在。鱼凫即南方常见的鹰勾喙水禽鸬鹚，俗称鱼老鸹，先秦以来即已被驯化为重要的捕鱼手段，而鱼凫氏之名及相关考古与文献资料表明，其早期本为滨水渔猎族群，是夏商时期来自长江中游的共同体[22,23]。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蜀王金杖上精美的鹰勾喙水鸟图案，和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的鸟头形陶器柄的鸟嘴，都以鹰勾喙为鲜明特征，学者多以为即文献传说中的鱼凫氏王朝神权政治和祖先崇拜的象征遗物。照此观点，湖北宜昌中堡岛、路家河等长江中上游沿岸遗址所出类似的鸟头形陶器柄等大量资料，以及从鄂西到川东、川南、川西以至成都平原核心地带沿长江、岷江水系分布的若干鱼凫（鱼符、鱼复）地名，应是其族群迁徙、沿途居留建国立邑的历史遗迹[22]。该族群最后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建立起鼎盛时期号令声威及于整个四川盆地以至汉中、鄂西等一些周边地区的王朝。以上虽有待进一步的实证依据，但大体可从。不管怎样，以三星堆古城为政治中心的族群同禹族一样，应也很擅长于水利，可惜因年代久远等原因，这方面的直接记载早已经湮没无闻。不过，我们仍可以从三星堆古城的规划选址和建造布局略加管窥。滨水建成的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而包括古城在内的整个三星堆遗址共约12平方公里(11)，是夏商时期东亚大陆规模最大的早期文明中心之一。如此巨大的聚落，必须有防洪、供水、排水等全面的规划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古城不仅气势宏大，而且设计巧妙。它北临鸭子河，马牧河蜿蜒穿城而过，这样的里外布局，显然有利于解决古城生产、生活以至保持和改善居住环境的用水、排水问题。这两条河流尤其是鸭子河，只要按照大禹以来的传统，时或加以疏导，就能兼收水运和防洪排潦之效。古城墙垣颇为宽大坚固，马牧河虽穿墙入城，但其河道不宽，易以人工手段控制水流。三星堆古城垣始建于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商周之际，之所以能够巍然矗立鸭子河畔达数百年之久，定然有长期合理的规划措施和有效的水利制度为保证。滨水跨河而建的城垣与水和谐地融为一体，透露其水利技术与理念意趣，较诸宝墩文化时代显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
    考古资料揭示，三星堆遗址废弃后，古蜀政治中心转为今成都市区金沙--十二桥遗址一带为中心的大型聚落，由之反映的古蜀历史也迷雾渐消而初显清晰。而在传说中这时取代了鱼凫氏成为蜀地共主的，是约当晚商西周以至东周早期的杜宇氏王朝。《蜀王本纪》记载其传说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大体相同的记载又见于东汉末蜀地学者来敏的《本蜀论》，惟《蜀王本纪》所云“女子名利”者，《本蜀论》作“女子朱利”，并直接称她“自江源出”，而无“井中”二字[20]1045。江源应指禹羌世居的岷（汶）江上游地区，因而从地望和时间上看，这个神奇的传说蕴涵着一个重要信息：与水和岷江密切相关的朱利及其族群，应出于自古长于水利的西羌(12)。而“从天堕”云云，说明杜宇也同样来自西部高地。相传来自江源一带的杜宇夫妻，将其在成都平原上的都城命名为郫，意即低平之地的都邑，传说就在今天郫县一带，由此建立起蜀地新的共主秩序(13)。但近年来成都市区十二桥、黄忠小区和金沙等一系列商周之际重要遗址的发掘，揭示这些原本就相互连接为一体、沿古郫江绵延数里的大型聚落遗址，才和强大的杜宇王朝之都相称，而郫县一带至今尚无同期的类似重大发现。上述包括大型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和大规模滨河祭祀场所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整体上构成一个分区布局合理、功能系统完备的中心都邑，且正好濒临古郫江水系而建。考古发现揭示的城水亲和如同水乳交融的格局，反映这座依水兴建的大型古都具有顺应自然的深厚文化意蕴。从临河矗立长达数百年的史实可以推知，杜宇王朝在水利技术方面也应该有相当高的成就。十二桥遗址结构复杂、布局讲究的大型滨水木构“宫殿”建筑群[20]，说明当时的高级贵族住宅或统治机构就建于河滨，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提供平时充分的水利服务和安全支持，统治者是不可能如此布局的。不过，能提供常年的安全，未必能保证永无忧患，揆之川西平原的地理水文形势，杜宇王朝也应当不止一次遭遇过严峻的水灾挑战。考古发掘揭示郫江故道旁的上述大规模干栏式建筑群，最终都顺着洪水湍急的流向坍塌，就是当时发生过多年未遇洪灾的确切证据。这种相隔若干年才可能突发的严重险情，与《蜀王本纪》中杜宇王朝晚期再次遭遇“若尧之洪水”的下述明确记载相合：“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这场洪灾发生的时间约在春秋前、中期，传说最终完成这次极为艰巨的治水使命的，是来自荆楚地区的一位大禹式的治水英雄--鳖灵。鳖灵因治水成功而受杜宇氏禅让，建立起秦灭巴蜀前的最后一个古蜀王朝--开明氏。如《蜀王本纪》所述，鳖灵的来历同样充满了神话色彩。上古英雄或重大历史人物尤其开国之帝王被神化，以证明他拥有过人之处、特别是禀赋有与众不同的神圣资质以替天行道，是神权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风尚的通例。揆诸史实，鳖灵的到来，当然不会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族群，时间则不晚于春秋前期。上述整个传说与水尤其密切相关，说明鳖灵一行也是一个水上民族或擅长水利的水滨民族。应为鳖灵或曰开明氏族群遗物的成都商业街船棺等出土资料也揭示(14)，他们死后也要回归船上，可见其文化习尚理念与水的关系何等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