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研究讲会而有心得的学者是钱穆先生。1939年，抗战军兴，他以缔造新国民之宏愿而著《国史大纲》，在《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的标题下，将书院、讲会置于宋元明三代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他将宋明讲学分成学校、学会两条路径，而将书院、讲会分置于两途，认为：私人寺庙读书、书院、州学、太学为一线，属于学校，形于讲堂，“惟政治上不上轨道，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而学会一线，实属私人讲学之传统，原本“为学校之变相”，经二程、朱陆、王阳明及其弟子三期演变而至讲会，“完全脱离学校气味，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演讲与集会研究性质”；“讲学家可以不必顾到学校教育之种种方便，只在几次谈话中收作兴人才之效”。因而，“此种讲学，传播极快”，“社会学风逐步扩大，逐步普及，而此线之进展，亦逐步膨胀”。质此之故，“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于是乃有所谓‘讲会’之兴起”。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对讲会的看法：
    讲会与以前讲堂精神又不同。讲会其先原于阳明之“惜阴会”，阳明弟子如王龙溪、钱绪山诸人，推行尤力（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庙会等）。讲会有一定之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之记录为“会语”等。以前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前之讲堂，又为活泼展扩。如泰州心斋讲堂，则实近于讲会。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⑦
    1947年，钱先生发表《王门之讲会》，指出明代王门讲会是一种社会运动，且讲会之制与乡约、书院有关，其后则又演变为晚明之文人结社，实则点明了书院讲会与乡约、结社之间的关系。⑧
    可以看出，在认同讲会自由精神这一点上，吴、钱二先生虽然表述略异，或谓自由研究，或谓讲学自由，但其实则一，而在处理书院与讲会的关系上，却是大不相同。吴先生认为讲会生于书院，虽每外出于书院，但实则是书院之灵魂。钱先生称讲会“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表明他已经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受制于讲堂、讲会的对应区分，从一开始他就将书院和讲会区隔于取向不同的学校与学会二途。若此并行二途而又有联系，似乎自相矛盾。
    如果说吴、钱二先生分别从书院史、学术思想史的视角开创了书院讲会研究的两个范式的话，那么谢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有关东林书院、首善书院与东林党的讨论，则为我们提供了由社会史研究切入来研讨讲会及其政治功用的范例。谢先生此书初成于“九一八”事变后他从日本归来的1931年，1934年出版，其谓“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因成此书，“以唤起民族之精神”。⑨ 书中有几个观点，值得引起注意。一是指东林为党，且认为“东林这个名称本来是三党代为加上去的，但东林党实在有它的组织”。二是将东林党人人格与党之本身分开评价，一方面“佩服东林党人人格的坦白和直率”，⑩ 另一方面又指“东林太存意气”，不该“在形如累卵的时局”，“还要闹家事，还存门户之见，置国是于不问”。(11) 至于论顾、高讲学志在世道，不尚空谈；由书院论学讲收天下之善而精神充满天下，到成为抱道忤时之士大夫、退居林下之官僚的大本营；由援救淮抚李三才而终至成党之社会史学方法的描述等，都值得借鉴。
    二 1990年代以来国内关注的重点
    1990年代以来的成果，最先出自书院史研究领域。除了一些单篇论文之外，(12) 标志性的成果是李才栋先生《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李国钧先生主编《中国书院史》中的相关讨论。李才栋先生在书中用3节48页的篇幅，对江西宋明著名的讲会、讲会式书院、泰州学派的书院与讲会、万历天启禁书院讲学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了三点结论：
    （一）“讲会”与“会讲”两辞虽常有人混用，但实非相同概念而各有涵义。“会讲”系学术聚会、学术讨论或会同讲学等活动。而“讲会”乃学术组织、学术团体，故有“联讲会”之说。
    （二）有人以为“讲会”与“会讲”之别，以是否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来区分。此说不妥。正如明代吕楠说：“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讲会或会讲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和讨论。
    （三）“讲会”在宋代有，明清亦有。宋代有“会讲”，明清亦有。(13)
    李先生对自己的这一研究非常看重，视为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后来曾数度撰文申说，(14) 与同道展开争鸣，并将其收入文集《中国书院研究》。(15) 需要指出的是，李先生的观点，受到了研究江右王学与明代中后期江西教育的吴宣德先生的质疑，认为讲会和会讲之间，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线。(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