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第十二章第五节《明代书院与讲会》，讨论讲会的宗旨、组织、日期、仪式、程序、材料、会录、后勤供给等问题，(17) 由李先生的弟子柳光明先生执笔。(18) 其布局谋篇虽明显受吴景贤先生影响，但取材于稽山、水西、赤山、证人、共学、东林诸书院讲会，多有拓展，而且提出了讲会书院的概念，指其为书院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值得借鉴。
    除此之外，《中国书院辞典》中的有关辞条，作为对一个时期研究成果的总结，亦值得引述：
    会讲 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聚会。宋陈宓《流芳桥志》云：张琚、罗思、姚鹿卿、张绍燕、李燔、胡泳、缪惟一“会讲洞学毕”。明代胡居仁首开会讲，迄清，形式不一，既有书院讲会中的会讲，亦有书院外进行的会讲；既有定期举行的会讲，亦有随时相约的会讲。
    讲会 又称联讲会。一种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学术组织。开展活动时，一般均有特定课题，或有关读书、问难、规劝等具体内容。据讲会规约，规定时间、地点、主持人等。宋淳熙六年朱熹曾以《白鹿讲会次卜文韵》赋诗；明代以胡居仁倡办较早，至明中叶后，渐及南北，规矩亦趋邃密，如惜阴会、青原会、紫阳会、东林会等。(19)
    社会史方面，文社及会社等方面的研究，多少涉及书院讲会。徐林先生《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就注意到了以书院为基地的士人的游历与讲学，是一种跨越地区性和超越身份地位甚至阶层的社会交往，它使得士人“在交流学问中扩大了社会交往面”，“加强了士人之间的联系，也促进了士人文化创造”。(20) 陈宝良先生的《中国的社与会》一书，提到了两种文化生活型会社，即文人的诗社，学者的讲学会，认为讲学会大盛于正德以降，至清渐衰，而晚清又有新式学会的产生。(21) 何宗美先生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对书院讲学和文人结社、讲会之兴与文人结社十分关注，认为“明代书院在时期和地域分布以及活动方式上与文人结社有着一致的地方”，“衡量某地文化在明代是否繁荣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书院多少，讲学风气如何，二是文人结社是否活跃”。而讲会和结社合一，“是讲会社团化之体现”，它表明“一个志同道合的友人群体而非传道授业的师生群体”的形成。(22) 这些对理解书院讲会之特点，多有启发。
    由社会文化史视角切入，研究明代讲会和学术思想、地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最近十余年兴起并值得特别注意的动向，最具标志性的代表人物是台湾的吕妙芬先生。自1998年起，她先后发表了《阳明讲学会》(23)、《圣学教化的吊诡：对晚明阳明讲学的一些观察》(24)、《阳明学派的构建与发展》(25)、《阳明学者的讲会与友论》(26)、《明代宁国府的阳明讲会活动》(27)、《明代吉安府的阳明讲会活动》(28)、《晚明江右阳明学者的地域认同与讲学风格》(29) 等系列论文，并于2003年4月以《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为题结集出版。(30) 该书收入上述所有论文的内容，并作了修订补充，分上下两部凡九章。上部五章，讨论学派与讲会的关系，并以吉安、宁国二府及浙中地区的王学讲会活动为例，展现其共同成长的历史。下部四章，从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讲会对学派定位与成长、讲学同志的联属与凝聚、圣学教化的施行、地域文化的认同等所作的贡献，意在提升思想和总结规律。书中有几个重要的观点，更值得引述。
    一是关于讲会及阳明讲会的定义：
    何谓讲会，广泛地说，讲会就是讲学的聚会。但是明代的讲学聚会有许多种形式，例如书院中日常的讲学，朋友们不定期地交游、相晤问学的聚会，教化地方大众、类似乡约的社会讲学，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活动等。……所谓的阳明讲会，可以说是指一种始于明代中期，由乡绅士子们集结组成，以阳明学为主导且兼具学术与道德修养目的的定期聚会。这样的界说，也大略勾勒出阳明讲会的成员、地域、时间和内容。(31)
    因此，她在书中依讲会成员、举会时间、地点、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四个方面展开对阳明讲会的讨论。
    二是关于讲会和书院的关系。她在承认“讲会和书院关系密切”的同时，又主张不应该将讲会视为隶属书院内的活动：
    讲会与书院关系密切，虽然讲会经常利用书院举行，但是从上文的分析，讲会是地方乡绅士子的学术交友活动，又常假佛寺或道观举行，并不完全等于书院内的讲学或会讲，不应该将之视为隶属于书院内的活动。……从明代阳明讲会和阳明书院修建的关系看来，讲会常是书院的前身，即因着讲会兴盛之后，会友大增，原有建筑已不敷使用，此时会友和地方官深感需要一个可供固定会讲的会所，故兴修旧书院或增建新书院。由此我们可以说讲会不仅不是书院复兴后才提倡的活动，相反的，阳明讲会的兴盛还可视为某些书院复兴的重要基础。(32)
    吕妙芬先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向影响很大，已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大陆学者陈时龙先生就以其为范例，完成了颇有意义的《十六、十七世纪的徽州府讲会活动》一文。(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