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外学者的学术视野
    国外对书院讲会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容忽视，而其不同的学术视野，更值得我们重视。从文献资料上看，早在1953年，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就有布什·亨里奇（Busch Heinrich）的《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哲学意义》（The Tung- Lin Academy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发表，(48) 可见东林讲会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可惜的是，笔者至今尚未见此文，对其观点的介绍只能暂付阙如。就已知的情况而言，讨论明代书院讲会的英文论著皆出自约翰·梅斯基尔（Lohn Meskill）之手。1969年，他发表《明代书院与政治》（Acade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ng Dynasty）一文，(49)专论明季三毁书院和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嘉靖朝的禁毁书院主要是政治上的方献夫等广东派与张璁的先后出局导致的连锁反应--1534年，方献夫辞去大学士职；1535年，张璁也离去；1536年作为张璁的反对者夏言入阁；1537年，书院即遭攻击，并认为万历七年张居正的禁讲学运动是“个人行动”，“通过毁去支持徐阶的书院达到权力的集中”，而天启五年的禁讲学毁书院活动则更是受党争的政治风气的干扰所致。此外，该文还用较长的篇幅充分讨论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广东学派”与王阳明的王学的讲学活动的发展。(50) 需要指出的是，当大洋彼岸学者关注明代书院讲学受制于政治之时，中国大陆的学校尤其是大学教育已经被狂热的政治砸烂，处于瘫痪状态，现世重演历史的悲剧，呜乎哀哉！
    1982年，梅斯基尔出版研究明代书院的专著《明代书院：历史散论》（Academies in MingChina:A Historical Essay）。(51) 本书作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专论推出。它的出版，改变了明代书院作为宋代书院研究的一个延续或者作为王学研究的附带的命运，被誉为明代书院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全书分开端、明代初期的书院、复兴、明代前期书院的建构和活动、改革中的书院等六章，主要以江西白鹭洲、白鹿洞、福建南溪、河南百泉、陕西弘道、南京东林、湖广问津等七所书院为例，展开讨论。而在序言部分，除了交待研究缘起之外，作者还特别提到了当年马可波罗依其在白鹿洞等书院的体验，而向西方介绍中国书院，并将书院与当时欧洲的学院进行比较，而且将书院译作学院（“Academy”），得出了中国书院注重道德问题探讨的结论。(52) 该书还讨论了讲会的问题，认为“中国书院举办讲学或哲学讨论，允许书院学生以外的人参加。这些书院被视为知识训练和演讲的主要中心，最后成为议论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影响感觉起来不仅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还在社会的、政治的甚至可能是经济的生活中”。可谓不失为中肯之论，可资借鉴。
    在东亚，同为汉字儒家文化圈的朝鲜和日本，都曾仿行中国制度创建书院传播儒学，比之英美世界，几无文化隔阂。韩国岭南大学校丁淳睦教授，继1979年出版《韩国书院教育制度研究》(53) 之后，又于1990年出版《中国书院制度》一书，其中第二章有一节专门讨论书院学术传授的方式、方法。(54) 作为教育史家，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宋代的朱陆鹅湖之会和明代王阳明稽山书院讲会、江右惜阴会的联系，认为讲会是明代书院很重要的讲学方式，并以连山、复真、复初、正学、东林诸书院讲会为例，介绍讲会制度及其训民化俗的功用。
    大久保英子先生的《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是日本书院研究的巨制，第三章专门讨论明代书院与庶民阶层抬头的有关问题。(55) 她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与泰州学派、东林学派有关的书院，认为书院教育的平民化体现在教学内容和书院组织、参与者身分的平民性两个方面。并将明代书院教育平民化归结为工商业的发达所致。在她看来，明代书院的儒者不同于往昔经商而不言利的士大夫，不仅书院的教育内容涉及利，而且与商人关系甚密，商贾可以入院讲学，商贾子弟也可以人院肄业。这是庶民阶层渐强的体现。这种讨论饶有意味，为我们理解明代书院教育的特色留下了有益的思考。
    小野和子先生的《明季黨社考--東林と復社》，(56) 是日本政治史研究的名著，集中讨论东林书院讲学和东林党的问题。全书分东林党和张居正、万历前期的对外问题、东林党的形成过程、东林书院和党、东林党和李三才、天启的政局、复社运动、南京福王政权下的党争、复社人士的抵抗运动等九章。对笔者最有启发的是书院网络和书院与党的有关论述。如称“书院中的讲学，通过那样的自由交流，和乡里社会的状况、国家的状况，进而和天下的状况都有关联。他们的讲学，不是限于一个地域社会的利害，而是想要通过书院的学问，和天下国家相联系，奔波各地的积极交流，是实现那样远大理想的一个阶梯”。又如：“书院本身虽说是作为私塾并带有各种不同的主张而被设立的，但是学问的交流却未必是学派式自由的，在那样交流的基础上，可称为书院的全国性的网络在渐渐形成”。又如“书院的研究学问，也就是探究‘道’的场所，是以此为中介的人和人的结集的场所。但是，如果那学问是实践性的，且具有政治内容的话，从书院到朋党之间的距离就绝对不远了，朋友关系成为促成自身的政治性党派的形成，也就是当然的事了”。(57) 强然我们不同意书院是私塾的说法，但她有关书院的交流、网络，以及由网络而党，由网络而关联地域社会、关联天下的种种讨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