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买卖价格不合规定者，官府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侯）遂坐卖宅县官故贵，国除。”田宅为大宗商品，遂此举为买故贱，卖故贵，应入于赃罪之列。对于低于平价者也予以惩处。《汉书·功臣表》云梁期侯任当千“太始四年（前93），坐卖马一匹价钱十五万，过平，臧五百以上，免。”武帝时，天下马少，一匹马价钱为二十万。注引如淳曰：“贵平其贾，使人竟畜，此贱其直，故以过平罪之。又犯臧五百以上，免官也。”任当千卖马一匹价十五万，低于平价二十万，以扰乱市场秩序、价格过低之罪处之。
    2、对利率的规定
    汉代利率既低于先秦时代，又低于魏晋以降，是近代资本主义利息产生前我国历史上借贷利息的低谷时期，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官方干预的结果。
    《史记·贷殖列传》曰：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这体现了借贷利息受制于经营利润，为经济形势所制，“什二”即年利息为20%。
    《周礼·地官·泉府》郑玄注曰：
    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王莽时民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
    《汉书·王莽传》云：
    赊贷与民，收息百月三。
    三相折合，年息为22%。而魏晋以后各代的公私借贷利率则高于比唐代法定的高利贷（公廨钱），月利为40%-70%，相当于年利480-840%，法定私高利贷月利40-60%，而现存文契竟达100%。[24]“五十之本，七分多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25]相差甚距。这是不同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对借贷关系的影响。
    汉代为维护低息借贷，对子钱家征税。《汉书·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贷子钱家不占租，取息过律，会赦，免。”国家对借贷者施加压力，即使身为贵族也不例外。既不能取息太高，又要交利息税，保证借贷资本转化为经营资本，以确保汉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繁荣。汉成帝时一度下令“禁绝息贷”，致使“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12]师古注曰：“吾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报谢。别取财物。”子钱家竟委托他人出资低息贷款，与他人分利受谢。这显然是国家对借贷关系干预所致。
    汉代把契约关系纳入国家的行政管理和司法管理的范围，维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随着交换关系由直接的物物交换转向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换方式，交易风险也随之增大。在信用制度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防止交易中的欺诈、投机现象，增强交易的安全性，保障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汉代国家对契约中的价格、利率的规定，对打击投机行为，遏制交易中的欺诈现象，以及及时受理契约纠纷案件，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都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契约并非是汉代社会所特有，但却是汉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作为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和社会交往的产物，从成立到履行、终止，一直发挥着极强的法律效应，并涉足各个领域，延及各个阶层，成为联结汉代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方式，成为汉代社会关系的重要信物，是汉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对它的探求，将有助于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支撑汉代社会的芸芸众生，有助于对汉代社会史的研究。
    原文参考文献：
    [1]李均明。居延汉简债务文书述略[J].文物，1986,（11）。
    [2]吴天颖。汉代买地券[J].考古学报，1982.
    [3]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J].文物，1974,（7）。
    [4]张传玺。中国古代契约形式的源和流[J].文史，198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