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妇女占爵，一是存在于后宫女子中，一是在贵族官僚家庭中，特别是朝廷掌权大臣家族中。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至武帝制偼伃、娙娥、傛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偼伃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此段话充满了“比”某某，“视”某某，是相当于的意思。同一名称，视官比爵，说明其不同于一般的官爵，主要体现的是恩泽、荣誉。在汉代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因占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享受特权，分吃国家税收，与男性王侯一样成为食邑贵族的一部分，但在名号上，她们往往不称侯多称君，只有个别时期和个别人物也称侯，如吕后专权时，萧何死后，其妻被封酇侯，樊哙妻吕须被封临光侯。她们占爵本身多体现一种封建特权，除极少数妇女是有恩德、功劳于皇帝、朝廷、封建国家，而得到封爵的殊荣。如《陈留风俗传》载：“高祖与项氏战，厄于延乡，有翟母者免其难，故以延乡为封丘县，以封翟母焉。”［2］（卷二○二， 《封建部》五）又袁山松《后汉书》，建宁二年，“爵乳母赵尧为平氏君”［2 ］（卷一九八，《封建部》一），以奖哺乳皇帝的恩德。就汉代绝大多数占有封爵的妇女来看，与功德无关，而是与她们的血统高贵、家族势尊权重、或个人姿色娇好，被皇帝宠幸有关。
    总之，就封爵原则看，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则是承继了先秦，特别是周，但又与先秦有很大不同，赐爵原则更加复杂多样，等级也更加繁细，更加轻滥，特别是有普遍赐爵和买卖占爵，可谓最具时代特色的原则，这是与整个古代社会的历史变革同步发展变化的。
    除了因功封爵、因亲封爵、普遍赐爵、买卖占爵、妇女亦可受爵之外，秦汉时期还存在以下一些具体的封爵原则。
    以德封爵。德与功有密切联系，但又有些许差异。德不仅包括恩德（恩德可以看成是功），更包括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道德品质（这与功劳不同）。所以《白虎通义·考黜》说：“爵主有德，封主有功”。分而言之。前引女子赵尧因哺乳皇帝而为平氏君，这既是德，也可看成是功。而两汉之际南阳人卓茂受到“封比干”“表商容”之礼遇，官拜“太傅，封褒德候，食邑二千户”［7］（卷二五； 《卓茂列传》第十五），则纯属以德封，即因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不论是王莽居摄，还是更始专政，皆不肯为“职吏”，大大符合刘秀的汉王朝所要求的忠贞道德，与军功、事功不太一样。
    以官封爵。上古时期，官与爵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先秦，官爵甚至合一无分，官名同时也是爵名，比如“卿”、“大夫”等等。商鞅变法以来形成的二十等爵，在秦统一前，更表现出与官、吏、职事联系的密切，这种紧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官爵的合而为一，如为秦国改革发展立有大功的商鞅，曾为大庶长、大良造，从有关的史实可以看出，大庶长、大良造既是二十等爵中的爵位，也是秦国的行政官职。其二是占爵是拜官除吏的必要前提，而且爵位的高低与官职的大小是相适应的，“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8］（卷一七， 《定法》第四十三）这种以斩首取爵，通过爵进而得官的做法，曾遭到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批判，认为这是以“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战国以来新爵制的这种特点与官、吏、职务的关系，与当时的形势、与以军事力量统一天下有关。但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官爵名称分离不一，且为官不必定有爵，有爵者也不必定居官，如出现官至公卿却无封号的隗状、王绾、李斯等人，也出现了爵高封侯，而无具体官职的赵亥、召平、王贲等人。这种官、爵在某些具体人身上的分离，并不意味在统一的秦汉王朝封爵与官职之间的联系完全丧失，就一般情况看，爵位与官职始终是决定人们社会等级、社会地位的因素，二者存在内在关联和彼此间相适应，即无爵之民不官不吏，低爵之民不为高官，一般说只有六百石以上的官具有五大夫以上的爵位，二千石以上高官，可望封侯［9］。正因为官爵之间存在这种内在关联，所以在秦汉历史上，不但存在以爵拜官为吏，也存在因官职而被封爵的原则。《吕氏春秋·制乐》说：“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史记·李斯列传》也说：“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秦汉历史上先得高官，反过来占有高爵的例子，莫过于公孙弘，本来汉初以来，一直行功臣封侯，由功臣侯任相的传统模式，汉武帝改革政治、打破传统，以布衣公孙弘出任宰相，不过布衣与宰相的结合十分短暂，很快他就因任相而被封平津侯，并形成又一种封爵原则。在其之后，如车千秋以丞相封富民侯，朱博以丞相封二千五百户。因官封爵，因相封侯，是秦汉时期获爵的重要原则。
    兴灭继绝。这些被封者不是因本人的功劳、德行、血缘姻亲等原因，而是靠祖先之王业、盛德，靠父亲之功业而被封占爵，因情况不同，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被封者是历史上圣王贤者后裔，例如，汉成帝绥和元年二月甲子，封殷后孔子世吉嫡子孔何齐为殷绍嘉侯，千六百七十户，后又进爵为公，地方百里。武帝元鼎四年，诏封周后孽子嘉为周子南君，三千户。二是父兄有大功或死功，而封其子弟，甚至在襁褓之中也可以获封，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卫青。元朔五年春，卫青将三万骑打匈奴，获大胜建大功，不但卫青本人升为大将军，益封六千户，且三个尚在襁褓之子也连带受封，其中子伉为宜春侯，子不疑为阴安侯，子登为发干侯。卫青既是汉朝抗匈大功臣，又是显赫外戚，此殊荣非一般家族可比［5］（卷一一一，《卫将军列传》第五十一）。 《东观汉记》曰：“李通上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请，久之，有司奏请付诸皇子，上感通首创大谋曰：‘封通少子雄为邵陵侯’。”［2 ］（卷二○○，《封建部》三）三是对开国元勋的后裔“绍爵复家”。不论是西汉还是东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许多王侯贵族的家世先后衰败，有的甚至沦为佣工酒保。宣帝本始元年诏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职，与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建议定策，以安宗庙，功赏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阳平侯义、度辽将军平陵侯朋友、前将军龙雒侯增、太仆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侯昌、谏大夫宜春侯谭、当涂侯平、杜侯屠耆堂、长信少府关内侯胜邑户各有差。”［4］（卷八， 《宣帝纪》第八）后汉也有类似记载，如“张纯高祖父安世，封富平侯、纯少袭爵土、建武初，先来诣阙，故得复国。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光武曰：‘张纯宿卫十有余年，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10］（卷一七，《封建上》）
    封爵对于统治者来说实在是实行统治的工具，是收揽人心的手段。西汉尚有一特例，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故意对仇人行封赐爵。高祖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争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张良。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上曰：‘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雍齿曾背叛过刘邦，因此被先封，群臣皆喜，说：“雍齿且侯，吾属亡患矣！”［4］（卷一，《高帝纪》第一）这里不仅涉及封赐原则，且是权术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