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要职相当于汉族什么职务呢？由他先任秘书下大夫，后兼录南部分析，“折纥真”很可能相当于汉族“下大夫”或“大夫”之职。北魏前期，大夫是主持尚书省曹务的要官，《魏书·官氏志》：天兴二年（公元399年）三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曹，凡置三百六十曹， 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属官，其有文簿，当曹敷奏，欲以省弹驳之烦。”虽然其后尚书省内部设置屡经变革，但大夫一直是其要职。“下大夫”不知何时设置，检之史书，下大夫同样也是尚书省要官，诸部曹或设下大夫，或置大夫，不见并置之例。从“下大夫”或“大夫”迁“尚书”的例子俯拾即是，如碑文中的“高都公慕容白曜”，就是由北部下大夫升为北部尚书的。《魏书·慕容白曜传》：“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袭爵，迁北部尚书。”《魏书·王嶷传》：“（王嶷）少以父任为中书学生，稍迁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兖、豫，抚慰新附，观省风俗。还，迁南部尚书。”
    下大夫或大夫不独是南、北部要官，而且也是三都坐之下的要官，由下大夫升为三都坐大官的例子也有。如《魏书·沈文秀传》：“显祖重其节义，稍亦加礼之，拜为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迁外都大官。”以上事例皆证明，下大夫或大夫是一个仅次于尚书或三都坐的重要职位。李敷三月还是南部折纥真，五月就成为南部尚书，参据上引下大夫或大夫升迁事例看，折纥真极可能就是下大夫或大夫，或者说相当于下大夫和大夫，这是仅次于尚书的要官，负责各部曹的具体事务。两者名称不同，疑由鲜汉两族称呼差异所致，或由以后曲笔掩饰所致。
    也有这种可能，折纥真就是前引《南齐书·魏虏传》中的“折溃真”，两者有一字之差。“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何谓“为主出受辞人”？涵义甚为模糊。析其字词，“受”有“接受”与“授”之义，“辞”有“政教”、“王命”之义。《诗·大雅·板》：“辞之辑矣，民之洽矣。”郑玄笺：“辞，辞气，谓政教也。”高亨注：“辞指王朝政令之辞。”从这个意义上讲，“受辞”一词，便有接受承办君王政令之意。折纥真作为尚书之下的要官，职责就是主持办理部曹具体事务。由此联系推测，“折溃真”也可能就是“折纥真”。但这仅仅是推测，两者究竟是否一职，尚需新材料证实和更多的证据。
    折纥真是鲜卑官职，鲜卑官职有否品级，史载不详，经查阅，在北魏前期，不见鲜卑官职与官品有直接联系的记载。然而据《魏书·官氏志》载“天兴元年十一月，诏吏部郎邓渊典官制、立爵品”这种全面制定、实行官职等级的情况分析，不可能把鲜卑官员排除在外。有一点毫无疑问，鲜卑官职也存在等级高下之分，与汉族官号比较，虽然是两个系统，但彼此间一定有某种沟通、对应的方式，以便确定庞杂的鲜汉官号等级，实现官制统一。在北魏，这种沟通、对应的方式就是“比”。如《南齐书·魏虏传》叙述拓跋职官说：“又有俟惑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另在《魏书·官氏志》中，也存有大量“比”的例证，通过与汉族官员品阶“比”的方式，也就可知某鲜卑官职相当于几品官职。折纥真“比”的汉族官号，极可能就是前面考证的“下大夫”或“大夫”。据《官氏志》所载太和十七年（公元494年）颁行的《前职员令》，下大夫的品阶为正四品上阶。
    将鲜卑官员与汉族官职品阶联系起来的方式，除“比”的方式外，还有一种间接方式，即依一人所任官、爵、品基本相当的原则，从该鲜卑官员所兼汉族官号、爵位两方面来考察。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这种推断也并非十分准确，一是某人所兼官爵存在品阶不同之别，二是存在几人同任一种鲜卑官职，但相互所兼汉族官爵却有较大差异的情况。受这些客观因素制约，故这种推断的结果有时能集中于某一品阶，有时只能是个大致范围。
    从碑中所见众折纥真所兼诸汉族官号考察，有鹰扬将军、左卫将军、宣威将军、建威将军、游击将军等，据《前职员令》，鹰扬为五品上阶，左卫为从二品上阶，宣威为六品上阶，建威为四品中阶。游击将军在《前职员令》中不见，在《后职员令》中，规定为四品上阶。再从爵位看，8位折纥真中有4人带爵位，3人为子爵，1人为男爵。北魏前期爵也有品，依天赐元年有关规定，子爵为四品。当时男爵被废除。综合官爵两方面看，折纥真的品阶当在从二品上阶至六品上阶之间，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可能和折纥真本人的功劳、门第、爵位、兼官及所在部曹轻重与否有关。
    碑文所记8位折纥真，明确在何部曹供职的有6位，其分别为北部、南部、主客、内都坐、中都坐、外都坐，另两个不详。以上情况表明，一个部门只见一个折纥真，这与一部门并置数位尚书的情况相比，显然是非常特殊的。令人奇怪的是，从碑中考订殿中尚书有4位， 殿中给事有6位，却不见一个殿中折纥真，同样，有1个驾部尚书，2个驾部给事，却不见有驾部折纥真，颇使人怀疑，这两部是否有折纥真，这又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各部曹都设有折纥真？由于不见这方面的资料，此问题不得不暂付阙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