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研究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族先世的文化遗存。红山文化又酝酿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辽西地区发现不少商代青铜器。喀左北洞村发现商晚期窖藏青铜器，其中罍铭文有“孤竹 ”字样，大方鼎铭文有“侯”字样（13）。这说明，周武王克商前，辽西地区是商王朝管 辖下的商族及其支系燕、孤竹、箕等族的居住区。
    商族起源于幽燕，还可从出土的墓葬颅骨资料得到印证。人类学家对出土的殷代墓葬进行 全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殷墟中小墓3组的颅骨，兼有东亚和北亚两种蒙古人种混合特徵 ，“如果殷墟中小墓3组确可代表殷商王族的种族类型，那么商族的祖先很可能与北方地区 的古代居民有更多的关联”（14）。
    （二）辽东半岛东夷双砣子青铜文化
    辽东半岛地区的青铜文化，有双砣子一期、二期、三期和上马石上层等类型，年代大致相 当于夏初至商末周初。
    考古学家研究认定，辽东半岛青铜文化受山东龙山文化及其后续的岳石文化濡染很深，内 地文化在这里已跃居于优势地位。
    双砣子一期（下层）文化，含有浓郁的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的因素。磨光黑陶、浅盘高柄镂孔 豆 、大把杯、弦纹乳丁罐等，“都具有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典型器物的特点”。
    双砣子二期（中层）文化，陈光认为“与山东岳石文化的面貌惊人地相似”：以轮制泥质磨 光黑陶和黑灰陶为主；纹饰主要是弦纹和凸棱纹；器形多子母口、假圈足、刀削圈足；常见 的器物组合有舌形足鼎、腰档附加堆纹的甗、深腹簋、浅盘豆、蘑菇纽器盖、半月形双孔 石刀等，这些“都与岳石文化完全一致”。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双砣子中期类型是山 东岳石文化的地方性变体”。
    双砣子二期（中层）文化内涵中另一些因素，即与岳石文化有区别的那一部分，学者们研究 发现，其文化主体与文化传统，“与胶东半岛的文化更为接近”。陈光提出，双砣子二期（ 中层）文化内涵中与胶东半岛文化更为接近的部分，“可归入胶东文化系统”（15）。
    （三）燕辽地区东夷人跻身华夏族集团
    燕辽地区的东夷人，逐渐“以夷变夏”，跻身于华夏族集团。
    夏商周三代的主体民族，都是在龙山文化统一黄河中下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接受 龙山文化的滋润，分别把不同来源的祖先汇聚成以黄帝为始祖的大系统。华夏族就是在中原 龙山文化的土壤上，以黄帝、炎帝等部落集团为核心，吸收其它边民而形成的。
    华夏族集团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辽西地区和辽东半岛的东夷人，遂就纳入其中 ，成为华夏族集团的一员。
    辽西地区和辽东半岛都是东夷人活动地区。山东龙山文化统一黄河中下游之后，辽西夏家 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半岛小朱山上层文化、双砣子下层文化，都受其强烈辐射，前者被视为龙 山文化的“地方变种”，后者被视为龙山文化的“地方性变体”。山东龙山文化的后续岳石 文化统一黄河中下游之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半岛双砣子中层类型，又都受其强烈 辐射，前者被视为“岳石文化同一区”，后者被视为岳石文化“地方性变体”。这种强烈的 辐射，表示出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一致性关系。
    夏建国后，封辽西商族始祖契为商侯；辽西商族南徙灭夏建商，滞留在辽西的遗族及孤竹 、令支、箕等族，逐渐成为燕族。商建国后，封辽西孤竹与箕族首领为竹侯与箕侯；周建国 后，封辽西燕族首领为燕侯。这种代代加封，表示出疆域上密不可分的统一性关系。
    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与疆域上的统一性，促使这里的东夷人--商、孤竹、燕、箕等族， 逐渐地融会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大系统中。在这民族交融与汇聚的大潮之中，作为山东龙山文 化-岳石文化“地方类型”或者“地方性变体”的辽东半岛文化居民东夷人，自然摆脱不掉 此大潮巨浪的冲击，必然要被推进到这个集团之内，成为华夏族的一员。
    （四）燕辽青铜文化东伸朝鲜半岛
    燕辽地区的“之”字纹陶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出现在鸭绿江左侧，到了青铜时代继续 出现在这里。墨房里遗址的半截葫芦器，器面“线束之间，上下来回施以锯齿形纹”，朝鲜 考古学家认定，这是倍受人们瞩目的“之”字纹饰。美松里遗址半截葫芦器，下为小平底， 腹部附加四个耳，这种陶器在辽东半岛岗上遗址也存在。朝鲜考古学家说，这种陶器的原型 ，可以从双砣子三期找到（16）。
    燕辽青铜文化东伸到清川江流域。朝鲜考古学家发现细竹里二期房址，“相当于双砣子遗 址第三期的三个居住址”。细竹里二期出土的坛子，口沿折为重层，上面刻以短线，考古学 家说，这种陶器在双砣子三期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