孚雷史学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突出1789年在法国革命史中的地位，强调革命意识形态是革命的动力。孚雷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是1789年。这一年是激进的和富有创造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没有与旧社会任何妥协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等级和封建主义被废除；职业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社会契约代替了君权神授；民主的人和代议制诞生；经济上的解放，国内贸易自由，取消了行会、集团的利益。奠定我们当代世界的新的资产阶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已最终建立了。（注：孚雷：《1789年》（L'Année 1789），载《年鉴》杂志（Annales ESC）1989年第1期， 第20-21页；《思考法国革命》，第201页。）而与之相对立，“1793 年的法国则有很多挫折与损害，人们开始重新回复了旧制度的东西，如专制、专横、无套裤汉的经济制裁等，这些都是历史陈渣在法国政治上的再次泛起。”（注：姚蒙：前引文，第81页。）孚雷特别强调指出，1789年的法国形成了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它成为1789至1794年法国革命的内部动力。1789年5至7月第三等级对国王的胜利，攻占巴士底狱，就形成了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它以一种新的政治社会性（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民主社会性），代替了旧的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社会性。它包括：人类再生的观念；政治万能，所有个人问题，所有道德或思想都成为政治的，没有任何政治不幸不能获得政治解决；人民主权代替了神授君权，人民享有主权，并且这种主权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49页。）这种革命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占据了出现真空的权力领域。平等和人民主权的观念是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在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统治之下，关于合法性的语言上的竞争代替了对权力的利益冲突，政治成为建立谁代表人民、平等的象征，权力掌握在那些能占有、保持这种象征地位的人手中。孚雷认为革命把象征体系置于政治活动中心，正是这种象征体系，而不是阶级利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权力斗争中起了决定作用。“狭义上的法国革命史，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关于合法性的不同看法间的激烈冲突以及不同的人和集团之间为了使革命在自己旗帜下进行而展开的争夺。”（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88-89页。）从三级会议召开至救国委员会专政，同样的动力在起作用，这就是革命意识形态，它是革命的内部动力，直至1794年罗伯斯庇尔倒台。（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94页。）
    孚雷史学思想的第四个特点是反对以外部环境理论解释1793-1794年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在孚雷看来，1789至1794年的法国革命存在着一个激进化的过程，革命的发展到了1793年出现了制度化的恐怖。法国革命的传统史学家，往往以一种外部环境理论解释1793年恐怖，认为革命的外部环境从宫廷、贵族的敌对、阴谋发展为与外国势力的冲突，到1793年法国面临民族生存的危胁，民族利益占了上风，所以采取恐怖这种最激进的方式，以打败国内外敌人，保护革命。（注：孚雷、奥祖夫：《法国革命批判词典》（F.Furet、M.Ozouf:ACriticalDictionary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孚雷指出这种解释理论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只不过重复了革命者自己当时的解释；二是人们用革命之外的因素定义革命，把历史的首创精神归于革命的敌对势力。因而这种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民族危亡的形势并不必然促使一个民族走向革命恐怖。革命恐怖与军事形势是无关的。没有什么‘革命的环境’，只有革命造成的环境。”（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105页。）1792 年春天开始的战争中有英法商业竞争的一面，但最主要的是法国国内的政治原因。战争是法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都希望的。吉伦特派鼓吹战争，是为了获得权力，路易十六期望战争，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雅各宾派则是为了使革命激进化。（注：孚雷：《革命的法国1770-1880》（F.Furet,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3-107页。）
    孚雷认为，1793-1794年的恐怖与战争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1793年春、夏，恐怖流血最少的时期，正是共和国最危险的时期，面临外国军队入侵和内部的旺代叛乱；而1793年10月以后，恐怖逐渐增多时，正是国内形势转好的时候。（注：孚雷、奥祖夫：前引书，第143页。 ）所以孚雷认为革命恐怖只能从革命内部动力机制--革命意识形态中去考察。恐怖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1789年出现的革命意识形态已包含了出现恐怖的内在因素。（注：孚雷：《革命的法国1770-1880 》， 第140页。）1789年，革命意识形态成为革命的动力。 法国革命的所有领导人都注意到了这种权力的变化，每一个政治集团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为获得权力，通过使革命与革命的语言相一致而使革命不断激进化。罗伯斯庇尔就是以最纯粹的形式使用革命意识形态，控制了舆论。通过不断的批判权力而最终获得权力。（注：孚雷：《革命的法国1770-1880》，第145 页。）在他统治时，意识形态与政府共存了，观念与权力之间不再有任何差别，于是政治上除了一致，就是死亡，别无选择。恐怖的最高潮是在1794年春，这时军事环境已得到改善，恐怖作为一种行政措施，目的是灌输平等思想和克服政治上走入死胡同的困境。它并不是现实斗争的产物，而是善恶二元论和某种普遍化的社会恐惧的产物。（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202页。）1794 年热月政变后，绝对民主的革命意识形态不再与共和政府共存，不再充斥于权力的整个领域，也不再成为革命的真正权力。代议制政府的合法性开始恢复，重新恢复了社会的独立性，承认个人利益和政治交易是必需的。（注：孚雷：《革命的法国1770-1880》，第153 页。）热月政变并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革命最纯粹形式的结束。此后，革命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但它的功能、本质变了，由关于合法性的话语、权力的焦点变为只是共和派的一种宣传工具了。（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