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孚雷的史学方法
    首先，孚雷反对传统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纪念史学”，大力提倡解释史学。孚雷认为法国革命传统史学是一种“纪念史学”或是叙述史学。这种史学认为史实自身会说话，证明自己，从而采取一种纯粹的描述，以重建革命参与者的个人或集体经历。分析也仅限于对起源的讨论中。历史学家们把自己置身于革命中，把自己的情感、好恶与革命者的意识、情感相连，以达到与自己心中的英雄、事件相认同。（注：孚雷：《历史工场》（F.Furet, L'Atelier de L'Histoire），弗拉马里翁出版社（Flammarion）1982年，第76页：《思考法国革命》，第38页。）于是出现保皇派、自由派、雅各宾派、无政府主义史学。所有这些在孚雷看来都只是一种“寻求认同”的史学，无论是诅咒革命还是庆祝革命，都没有摆脱当时革命者自身的虚幻，仍然保留着对革命参与者的有意识经历的信仰。（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26页。）这种“纪念史学”，混淆了分析的两个客体：作为历史过程的革命，包含一系列起源、结果；作为一种变化模式和一种集体行动的特殊动力的革命。这两者分别涉及不同的时间参照系。分析革命的起源或结果，观察者要追溯1789年以前和考察1794年或1799年之后的情况。（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38-39页。）
    因而孚雷提倡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采用解释史学方法。主张历史学家不再去描述那种“独一的、瞬间的、不可比较的”历史，以试图重构过去，而应从过去中挑选一些研究对象，同时对这个过去提出一些有选择的问题，并解释它们。（注：孚雷：《历史工场》，第76页。）孚雷的《思考法国革命》一书就是围绕着“人们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件（指法国大革命--笔者按）？”问题而展开，并提出自己的一套解释理论的。它以关于革命者期望的虚幻性的批评为基础，通过考察革命行动者的想法与他们的历史地位间的差异性，指出革命的真实结果与革命者的期望之间有一鸿沟。（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35页。）
    孚雷史学方法中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与思想、文化研究紧密结合的政治史研究。孚雷认为法国革命中经济、社会层面上变化不大，因而反对传统史学用经济、社会解释法国革命。传统史学解释一般认为法国革命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社会上是资产阶级对贵族阶级的胜利。孚雷对这种传统解释的实证基础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而法国革命只是一个持续几年的历史事件。（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189页。 ）旧制度下的法国贵族与资产阶级已出现了融合。18世纪的法国并不是由贵族垄断了国家的重要职位，通过购买官职，第三等级上层的许多人进入了高等法院，成为贵族。由国王、金钱引起的贵族化在整个18世纪不断增长。贵族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也有一致性，第三等级和贵族的陈情书中更多的是相同处。而且贵族的陈情书“更具启蒙色彩，更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72-73页。）因而孚雷认为1789年前贵族和资产阶级是同一精英中的部分，他们争夺的是地位，而不是经济利益。由此孚雷指出传统史学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解释不适合于1789-1799年或1789-1794年这短时期的革命。 （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 第187-188页。）
    与这种观点相适应，孚雷在史学方法上把强调的重点放在法国革命史的政治研究。从政治层面考察法国革命。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孚雷所强调的政治史是与传统的政治史有很大区别的。传统的政治史是一种描述性的事件史，只满足于对帝王将相和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叙述。而孚雷所写的政治史不是事件性的，而是“有着一种强烈的概念化研究倾向”（注：姚蒙：前引文，第82页。）这种政治史研究是与思想、文化研究紧密结合的，注重考察法国革命中语言、观念、象征体系的作用。这一点在前面所说的孚雷对革命意识形态和恐怖时期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语言、意识形态独立于经济、社会因素之外，在一段时期内起了决定作用。
    对孚雷史学的思考
    （一）孚雷史学出现的历史背景与精神气候
    孚雷史学能在法国革命研究的国际史学界出现并且影响越来越大不是偶然的，它是与法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历史背景与精神气候直接相连的。
    1、50、60年代法国革命国际史学界中的英、 美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
    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在英、美史学界中出现了一种对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史学进行修正的思潮，向传统史学的观点、方法提出挑战。代表人物主要为科本（A.Cobban）、帕尔默（R.R.Palmer）、泰勒（G.Taylor）等。
    1953年，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在美国史年会上提交论文《1760 -1800 年的西方世界革命》，把1760-1800年这一时期的西方各国革命看作是大西洋文明的共同现象，提出“大西洋革命”的观点。随后在1955年罗马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他和法国历史学家戈德肖（J .Godechot）合作，重申并发展了这一论点。 以后帕尔默又在《民主革命的时代》和《法国革命的世界》中再次阐述和扩充了论据。（注：张芝联：前引书，第295-296页。）在帕尔默看来，18世纪末存在着一场“大西洋革命”，这场革命最初发生于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也就是1776年开始的美国革命。随后蔓延到瑞士、荷兰和爱尔兰，最后于1787-1789年间到达法国。从法国开始，革命又影响到德国莱茵地区、波兰、意大利等欧洲其他国家和整个拉丁美洲。由此，法国大革命成为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帕尔默认为“把法国革命看成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只会使法国革命变得更伟大，而不是更小。”（注：帕尔默：《法国革命的世界》（R.R.Palmer,The World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纽约1971年，第266页。）
    英国历史学家科本是这股修正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一个。1954年他在接任伦敦大学法国史讲座教授时所作的第一次讲演就是以“法国革命的神话”为题的。在讲演中科本指出“认为法国革命中封建秩序消失、资产阶级取而代之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注：科本：《法国革命的神话》（A.Cobban,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78年，第8页。）。1964年，科本又出版了《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一书， 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对法国革命的传统史学提出了更系统的批评。在该书中，科本重申“革命是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的理论”只是一个神话，反对认为1789年资产阶级进攻并摧毁了封建制度。在他看来，18世纪的封建制度已只是领主特权，攻击封建制度实际就是攻击这些特权。但是这些特权到1789年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非贵族手中。部分地通过领主权利，资本主义进入了农业。资产阶级既不渴望也不想攻击贵族权利。1789年8月4日之夜取消领主权利的决定是在广泛的农民起义的压力下作出的，而法国农村的革命并不是反对封建主义，而是反对增长的商业化，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活动，而是反对城市金融资本渗入农村。（注：科本：《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A.Cobban,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 年，第37、52页。）
    在革命的资产阶级问题上，科本指出法国革命并不是由那些富裕的商人、金融家和工场主鼓动和领导的。相反，法国革命是由自由职业者和官僚领导的。法国革命后的新统治阶级并不是由上升的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者组成的，土地所有者才是革命后法国的新统治阶级，他们的财富和影响的基础是土地。（注：科本：《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第85-86页。）科本认为革命的经济成果非常小。革命阻碍了法国工业发展，对法国殖民地和外贸是一个灾难。革命并没有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在法国的发展，而是阻碍了它。科本指出法国革命的这一经济后果是与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是官僚和自由职业者，而不是工业家和商人这一情况相一致的。（注：科本：《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第80页。）总之，科本认为法国革命是保守的，地产主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的胜利。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看，革命不是支持，而是反对资本主义。（注：科本：《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