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科本对法国革命传统史学发起挑战后，英、美国家的一批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进一步引申和发挥科本的主要论点。其中以美国历史学家泰勒发表的两篇文章影响最大。1964年，他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发表“18世纪资本主义的类型”一文，对革命前法国存在的资本主义类型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它们与未来的工业资本主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18世纪的资本主义还远不是一种资产阶级垄断，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贵族的大量参与。由此泰勒对革命前贵族的传统形象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已与资产阶级越来越相似。（注：泰勒：《18世纪资本主义的类型》（G.Taylor, "Types of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载《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964年，第478- 497页。）1967年，泰勒又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非资本主义财富和法国革命的起源”一文，这是一篇被认为“在影响力上仅次于科本的著作的文章”。（注：多伊尔：《法国革命的起源》（W.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页。）在文章中，泰勒指出革命前法国的所有社会集团的财富在本质上都是非资本主义的。1789年前资本主义并没有成为法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在革命前的法国存在一种产业主的财富，它不属于资本家的财富，而主要是指地主、城市不动产、购买的官职和各种年金等，约占法国全部财富的80%。第三等级上层中产业主的财富大大超过商业和工业资本。在贵族的绝大部分和中间阶级的产业主之间，存在着投资形式和社会经济价值的连贯性，使他们在经济上成为一个单一集团。最后，泰勒得出结论：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解释。“法国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导致社会结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产生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注：泰勒：《非资本主义财富和法国革命的起源》（G. Taylor,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7年，第491页。）
    除了泰勒以外，福斯特（R.Forster）、贝伦斯（B.Behrens）、爱森斯坦（E.Eisenstein）等英、美历史学家在60年代也相继发表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文章和论著。他们都强调法国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共同性，认为贵族的财政特权并不如革命者和后世史学家所宣称的那么大， 1789 年革命中贵族参与程度之高足以否定所谓革命是贵族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冲突的观点。（注：多伊尔：前引书，第17页。）英、美国家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这种修正思潮，从50年代发端，到60年代研究逐渐深入。在法国革命研究的国际史学界中影响也逐渐增大，孚雷也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强烈影响。他自己就曾承认科本、泰勒、帕尔默三人在他的史学思想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科本首先展示了法国革命的雅各宾史学的自相矛盾；泰勒指出了旧制度法国资产阶级的非资本主义特点；而帕尔默则在他的比较史研究中重新发现了民主概念的价值。”（注：孚雷：《一个评论》第792页。）另外， 在《法国革命批判词典》一书的序言中，孚雷再一次表示了对英美国家历史学家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贡献的感谢。（注：孚雷、奥祖夫：前引书，第xiv页。）
    2、法国国内的历史条件
    60年代，孚雷史学在法国史学界出现，并且逐渐发展，除了受到国际史学界中英、美修正思潮的影响外，还与法国国内的各种条件直接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勒费弗尔的影响下，法国革命的传统史学逐渐成为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解释模式。这种史学用社会原因来解释法国大革命，通过广博的考证和批判的思考，系统的解释法国大革命。并通过对农民和无套裤汉的考察，把对农村群众和城市大众的研究引入法国革命史中，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50、60年代是传统史学空前繁荣时期，吸引了法国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如索布尔、鲁德、科布（R.Cobb）等。勒费弗尔和索布尔先后担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讲座教授，并掌握了《法国革命史年鉴杂志》。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广泛传播了他们关于法国革命的观点、研究方法。但是在这种统治地位的背后，也隐约潜伏着危机。随着传统史学占据主导地位，它也开始出现僵化、教条化的倾向，研究局限于一定的模式之中，缺乏创新了。索布尔在他的研究鼎盛时期就曾感叹“没有人对此感兴趣了”。（注：米歇尔·伏维尔：《法国革命的史学史》（M.Vovelle, L'Historiographic de la Révolution frank1ja01.jpgaise）， 载《法国革命史年鉴杂志》 （Annales historigue dela Révolution frank1ja01.jpgaise）1988年， 第113页。）
    此外，法国革命的传统史学与战后法国政治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一直与政治紧密相关。19世纪末奥拉尔研究法国革命，目的就是从历史上为当时的议会制共和国提供证据。马蒂厄对法国革命的看法，是直接受他对苏联十月革命和法国政治的态度影响的。50、60年代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也是如此，研究受苏联的影响很深。索布尔本人就是法国共产党中有很高地位的成员。（注：沙蒂埃：《法国革命的文化起源》，第XV页。）传统史学能取得统治地位，除了自身的研究成果外，也是与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思想普遍左倾有关，而一旦法国社会、政治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变化，与之有紧密联系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也就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影响了。
    从50年代开始，法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经济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迅速发展。1959-1968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5.95%，仅次于日本而高于美国和西欧其他各国。（注：弗朗索瓦·卡龙：《现代法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9 页。）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尤其是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发展更快，如航空、宇航、核电和军事工业等。农业生产也得到持续发展，从1960-1970年，法国农业以每年递增2.4%的速度向前发展，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注：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04、606页。）法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法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法国的农业人口大幅度减少，60年代末仅占法国总人口的12%左右。（注：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大出版社，1988年，第575页。）法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 社会中间阶层迅速扩大。“1982年，法国中产阶级占法国就业人口的37%”。（注：吴国庆：“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载《西欧研究》1985年第6期，第31 页。）另外，由于对外贸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不断发展，法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法国社会生活与外部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这一时期的法国已不再是19世纪意义上的共和国了，人们不再需要保持革命的记忆了。作为革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民族国家观念发生了变化，旧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地位被降低。法国的法律与政治制度也改变了，第五共和国的宪法加强了行政权，是一种全民普选的总统制。另外建立司法体系以监督法律的执行，削弱立法权。这一切都“标志着与19世纪共和正统的断裂，这种断裂可使人们重新发现法国革命史中一些被人遗忘的东西。”（注：孚雷、奥祖夫：前引书，第xxi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