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相适应，这一时期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左翼思潮在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中长期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法国共产党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大。二战后，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一种对革命的梦想遍布于知识分子的话语中，认为革命是从过去到未来的必由之路。（注：朱迪特：《不完美的过去--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T.Judt: PastImperfect -French Intellectuals1944 -1956 ），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年，第41-42页。）可以说，在二战后的十多年中，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对法国知识分子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但是，这一情况到5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所作所为，使它在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逐渐下降。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的苏共20大秘密报告，更是使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遭到了挫折。大批法国共产党员退党，法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也逐渐转向了非殖民地化问题。在一部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中，历史与革命的距离感产生，不再相信所有历史都容纳在革命的承诺之中。把苏联作为一个全新的开始与先锋国家的观点正在消失。70年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震动，直接导致了对法国革命时期雅各宾专政的再思考。孚雷本人的亲身经历就很好地体现了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变迁。孚雷在194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曾经是党内活跃分子，但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就退党了，并转向自由政治思想，也就是从马克思转向了托克维尔，用他的话就是“时代的风已吹向托克维尔而不再是马克思”（注：孚雷：“法国思想界十年回顾：开场白”，载《当代西方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04页。）。
    孚雷史学作为一种史学流派在法国出现，除了与以上所说的经济、社会变化和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有关以外，还是与二战后法国史学领域的情况直接有关的。二战后，法国史学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年鉴学派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逐渐渗透到法国史学的各个领域。年鉴学派的基地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第六部（1947年成立，1975年改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传统的法国大学的抗衡，使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影响不断下降。（注：沙蒂埃：《法国革命的文化起源》，第xvii页。）孚雷就属于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成员，在他与李舍1964年出版《法国革命》一书而受到以索布尔为代表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一致抨击后，他就利用《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杂志继续发表文章，为自己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辩护，并与索布尔、马佐里克等人论战。他在年鉴杂志1971年上发表的“法国大革命教理问答”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篇。1977年孚雷担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后，更是利用这一机构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以与巴黎大学相抗衡。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下，聚集了一批与孚雷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如奥祖夫、李舍、诺拉（P.Nora）等。正是在这一批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孚雷才能不断出版有影响的法国革命史著作，他的史学思想在法国史学界的影响也才能逐渐扩大，并最终动摇了法国革命传统史学在法国史学界的领导地位。
    （二）我看孚雷史学
    1、孚雷史学的成就
    通过对孚雷的法国革命史观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还是很有特色的，其中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富含启迪的看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我看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孚雷十分强调史学史研究，重新发现了一些以前为人们所忽视的历史学家，如托克维尔、科善、基内等。孚雷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了这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从托克维尔处，孚雷借鉴了他对法国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关系的思考；从科善处，孚雷则吸收了他对法国革命政治层面的分析，尤其是对雅各宾主义的分析。尽管孚雷搬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和索布尔、马佐里克等论战而寻找理论依据的需要，但是托克维尔、科善确实是法国革命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历史学家。科善对18世纪法国各种“思想社团”及法国革命中雅各宾专政的剖析，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连续性的研究，都是有一定见地的。尤其是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已成为“研究法国18世纪，特别是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称之为一颗‘史学珍珠’亦不为过。”（注：张芝联：《旧制度与大革命》序言，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ix页。）
    其次是孚雷对法国革命研究中的一些原有定论提出质疑，使法国革命史研究在争论中深化、拓展了研究领域。如孚雷对旧制度下法国专制主义国家的考察就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法国革命的起源问题。应当承认，旧制度下的法国专制主义君主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客观上对打破旧的封建社会结构起了一定作用。贵族作为国王与民众之间的社会中介的功能被剥夺，中央集权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直接控制着民众。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之所以在规模和彻底性上存在着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没有法国那样强大的中央集权，英国贵族仍然具有社会中介功能。而在一个像法国那样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中，一旦发生革命，出现权力变更，那么它的社会变动往往是彻底的，难以平息的。法国君主专制在法国革命的爆发中是有一定作用的，尽管这不是专制君主的本意。而专制的幽灵在法国革命中不断闪现（在雅各宾专政、拿破仑统治中），这恐怕也确实是出乎革命者的预料的吧。
    另外，孚雷对旧制度下法国贵族与资产阶级融合问题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旧制度下法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孚雷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英美修正学派的研究成果。他们一般认为旧制度下的法国贵族相当资产阶级化了，贵族管理他们自己的财富，为了获取利润，投身于市场中。旧制度下的贵族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种姓，它不断接受从资产阶级上来的新成员。而对旧制度的中产阶级来说，财富并不是一种目的或是追求更多财富的手段，而是为了获取贵族头衔所代表的荣誉和地位。（注：贝伦森：《永远的革命》（D. Berenson, "APermanentRevolution-The Historiography of1789" ）， 载《近代中国》（Modern China）1995年第1期，第82页。）应当说， 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对大量史料的详尽分析基础上的，对深化和拓展我们对旧制度下法国社会结构的认识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