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孚雷法国革命史研究的最大成就还是他有力推动了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政治层面上的广泛创造，无疑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法国大革命为后人提供了一整套政治理论和实践体系。今天我们所惯用的“左派”、“右派”、“红色恐怖”、“白色恐怖”、“反动”等等政治词汇，都是来源于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创造。法国大革命开始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具体展示了现代民主政治中直接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间的矛盾，并且表明平等有不同的后果，既可能与个人自由相联系，也可能导致国家专制。
    所以，这些如果只是通过传统政治史的对事件的描述是无法理解和阐述明白的，只有从政治文化出发进行研究，才能理解。孚雷的政治文化研究十分注重分析语言、象征体系、意识形态在法国革命政治中的作用。这就使我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法国革命的政治进程，认识到当旧的以君主为中心的合法性消失后，一种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合法性如何产生，围绕着这种新的合法性，又如何形成一套权力话语，进而在革命群众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前面所述的从革命意识形态出发对雅各宾专政所做的分析就是孚雷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例证。
    孚雷倡导的这种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对各国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政治文化研究已成为法国革命研究中的热点。众多历史学家在孚雷开创的领域里不断拓展前进。如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Hunt）、贝克尔（K.Baker）、英国历史学家卢卡斯（C. Lucas）等。1986-1988年法国和英、美历史学家分别在芝加哥、牛津和巴黎举行了三个名为“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的国际研讨会，可以说是对一个时期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成果的总结。
    2、孚雷史学的缺陷
    尽管孚雷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取得了这样令人注目的成就，但他的法国革命史观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在对雅各宾专政的分析上，孚雷虽然从革命内部动力机制出发考察了雅各宾专政出现的必然性，但是他片面夸大了雅各宾专政中违反自由民主的一面，而完全无视雅各宾专政在法国大革命中彻底摧毁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社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雅各宾专政的出现，是与法国大革命本身所潜藏的专制主义传统有关，但是外部环境并不是如孚雷所认为的一点作用都不起的。从1793年春开始，国内贵族的叛乱和国外反法同盟的进攻已经使革命陷入了危急形势之中。正是在内外压力下，雅各宾派才开始实行恐怖统治的。在这里，我们要对孚雷的两个论点提出批驳：首先，孚雷认为“战争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必然后果，是法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都希望的”，此说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众所周知，在1792年，并非所有的法国革命派别都支持战争，想要战争的是以布里索为首的吉伦特派，而雅各宾派虽然主张与旧制度彻底决裂，但在向国外君主反动势力开战方面却相当审慎。当时他们就反对宣战，罗伯斯庇尔还为此发表了著名的反战演说。（注：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其次， 孚雷所谓1793 -1794年的恐怖与战争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的观点也很难成立。法国革命的实际进程告诉我们，战争形势的真正好转是在1794年6 月的弗勒吕斯战役中法军赢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而在此之前，法国革命始终是处于国内贵族叛乱，国外反法联军入侵的威胁之中的。尽管雅各宾专政时期重新恢复了一些旧制度的东西，如专制、独裁、经济统制等，但正是通过这种新专制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摧毁法国根深蒂固的旧专制主义反动势力。正如索布尔所说：“共和二年不是革命的苦难时期，而是为保证战胜反革命和外国联军从而拯救资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革命激进时期。”（注：索布尔：《理解法国革命》（A.Soboul, Understandingthe French Revolution），纽约1988年，第171页。）
    其次，孚雷在强调法国革命中政治、思想作用的同时，忽视了对经济、社会因素的考察，放弃了阶级分析方法这把理解法国历史最重要的钥匙，这是孚雷政治文化研究的致命缺陷。认定每个社会都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其科学性是不容置辨的，也是当今世界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包括年鉴学派的许多历史学家所一致承认的。而孚雷史学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理论，表现出明显的要将历史中的政治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割裂开来的倾向。孚雷曾引马克思的“法国是个政治的祖国，英国是个经济的祖国”来为他对政治因素的片面强调作辩护，但是孚雷先生恰恰忘记了马克思对法国政治的研究正是放在法国社会、经济背景之下的，从来就没有割裂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事实上，自巴纳夫写作《法国革命引论》起，许多研究大革命的法国有识之士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这一方法，并由此得出了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阶级战争的结论。也正是由于割裂了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传统史学特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孚雷史学中消失了，整个法国大革命被涂上一层超阶级的色彩。这就不免严重削弱了他的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性。众所周知，尽管旧制度下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融合，但在文化观念方面的传统对立依然存在。法国贵族从来就自命血统高贵，从来就看不起第三等级，资产者无论多么富有，在他们看来也还是卑贱的奴才，王国的高官显爵一般都没有他们的份，而沉重的捐税却必须由他们来承担。托克维尔指出这种捐税的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就是“当资产者和贵族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每年捐税摊派都重新在他们中间形成一条清楚明确的线--阶级的界限”（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7页。）直到在1789年的三级会议开幕式上， 第三等级还在被侮辱性地命令只能身穿朴素的黑衣和保持肃静，并必须时刻对特权等级谦恭礼让。第三等级当时那种异常强烈的反抗情绪，谁能说不就是这样被激起来的呢？哈佛大学法国史教授希格内说得好：“就说资产阶级和贵族正在变得日益相近吧，但当时的人们是否真的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最关键的是人们在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可以说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物质情况方面正变得日益相近，就象他们在气度、教养、衣着和言谈话语方面早就变得相差无几那样，难道因此也就可以说法国的有钱人在1789年真的认识到他们的境况了吗？贵族接受了资产阶级和他们身份平等这种观点没有呢？普通资产者又接受了贵族世袭对社会有益这种观念没有呢？”（注：希格内：《法国革命中的阶级，意识形态和贵族的权利》（PatriceHigonnet, Class, Ideology, andtheRights of Noble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牛津（Oxford）1981年，第48页。）对于这些问题，法国19世纪的历史学家基佐早就作了明确的否定回答：旧制度末期法国“资产阶级和贵族不可能为抵抗君主专制或建立并实行自由而团结一致。他们势不两立，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一个阶级不承认平等，一个阶级则不承认任何特权”（注：基佐：《法国文明史》（Frank1ja01.jpgois Guizot, La civilisation de la France），巴黎1857年，第iv页。）研究成果为孚雷大量引用的托克维尔也早就指出“第三等级和贵族杂处在同一块土地上，但是他们形成两个彼此迥异的民族，尽管生活在同一法律下，彼此形同路人”（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288页。）“资产阶级就生活在贵族身边，他们不需要贵族，反对贵族；贵族既不愿把资产阶级当作合伙人，也不愿把他们当同胞。”（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170 页。）关于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彼此孤立，互相冲突的例子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比比皆是，不知极为推崇托克维尔的孚雷先生却为何视而不见？在当时的法国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始终是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分析方法由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基佐，梯也尔等首先提出，就是因为法国存在着典型形态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可见，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无视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对法国历史基本特征的无知。科学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除了把阶级、社会、经济的因素同包括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内的诸种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