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友由“善兄弟为友”嬗变为“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注：《论语正义》卷一八《卫灵公》，第349页。）荀子本夫子之意曰：“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注：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九《大略》，第337页，《诸子集成》。）这是儒家以同道为友之证。作为与朋友内涵相为表里的朋友主体，此间也相应由其前的族人一变而以士为基本成员（注：本文所说的士，除特别说明者外，均指始于孔子的新型之士。）。孔子之世，士处于刚刚兴起之际，而始于孔子授徒讲学形成的师弟子群体，则是士之初型及其主干。因此，讨论士友关系，需从友与师弟子关系谈起。
    《论语·学而》：“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历代注家都谓此“有朋”为“友朋”，即“朋友”，甚确）郑玄注：“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注：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卷一“有朋自远方来”条，《十三经注疏》下，第2460页。）。郑玄用“同门”、“同志”释“朋友”，与孔子之世“朋友”义蕴深相契合。其时同门弟子间可互称友。子游曰：“吾友张（子张）也，为难能也。”（注：《论语正义》卷二二《子张》，第406页。）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吾友”，历代注家都认为是指颜渊（注：《论语正义》卷九《泰伯》，第158页，见该章疏文。），可信。子游、子张、曾参、颜渊同为孔子高足，四人既是“同门”，亦为“同志”，子游、曾参分别称子张、颜渊为友。这一可证郑注确之不误，即弟子间可互称友；二可证其时“友”赅“同门”、“同志”，“同门”者亦可称友。其次，当时师亦可称弟子为友。刘宝楠在《论语正义》“有朋自远方来”下，引宋翔凤《朴学斋札记》云：孔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弟子至自远方，即‘有朋自远方来’也。‘朋’即指弟子”。宋、刘氏谓“朋”为“弟子”的论断是有根据的。《尚书大传》记孔子语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颜渊）也，门人加亲……自吾得赐（子贡）也，远方之士日至……自吾得师（子张）也，前有辉，后有光……自吾得由（子路）也，恶言不入于门。”（注：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一，《清经解续编》第二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09页。）又，《孟子》记，郑国的子濯孺子曾断定卫人庾公之斯是“端人”（正派人），理由是“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斯为他的弟子）……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注：《孟子正义》卷八《离娄下》，第342页。）。此“取友”即选择弟子，“友”指弟子。这两则材料是孔孟之世，师称弟子为朋友的确证。将此与参、游称颜回、子张为友，合而观之，又可证其时朋友可指称整个师弟子群体。这些都表明，到孔子之世，师弟子已成为朋友这一社会组织的成员。从现有史料看，师弟子是进入朋友之中的首批与族人迥然异质的非血缘性社会群体。该群体始于孔子受徒讲学，所以朋友主体的质变似始于孔子之世。而考察诸子论友士关系，又可发现，其朋友不仅包括士（师弟子即是士），且以士为基本对象，一般民众则无与焉。
    《论语·子路》：“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孔子这里将为士之方做内（兄弟）外（朋友）之分。内略而不论，外则与友之规范一也。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孔疏：“朋友以道义切磋琢磨”（注：《论语注疏》卷一三《子路》，第52页，《十三经注疏》下。））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王引之曰：“以义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注：《论语正义》卷二《为政》，第31页。）将上二言互校，可证“朋友切切偲偲”与“君子周而不比”之义合，与“小人比而不周”之义相反。据上所述，孔子所言的朋友角色，诚如刘宝楠所言，唯士堪任，“非凡民不学者所能”（注：《论语正义》卷一六《子路》，第298页。）。孔子对朋友的上述规定，不仅成为其后“七十子之大义”（注：《论语正义》卷一六《子路》，第298页。），为儒家所遵循，亦为后起的黑道法诸家所持守。
    墨子谓“有财者勉以分人”为“为贤之道”（注：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二《尚贤下》，第42页，《诸子集成》。），又曰天意欲人“有财相分也”（注：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七《天志中》，第124页，《诸子集成》。），并谓“不尚同”则会造成“腐臭余财，不以相分”（注：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三《尚同上》，第44页，《诸子集成》。）。这些话充分证明“有财相分”是墨家之道。墨家之士耕柱仕于楚，遗十金于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墨子亦欣然受之。吴注：“‘死’疑‘私’之声误……不敢私，犹言不敢据为私有。”（注：吴毓江：《墨子校注》卷一一《耕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57页。）甚确。又，墨士曹公子仕宋，墨子谓其“多财而不以分贫”（注：吴毓江：《墨子校注》卷一三《鲁问》，第738页。），为人生两不祥之一。这两则材料又说明，“有财相分”乃墨家为士之方，“不能如此……不足谓墨”（注：《庄子集解》卷八《天下》，第218页。）。墨子又曰：“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注：《墨子间诂》卷一《修身》，第6页。案：近人多谓《修身》为伪托。罗根泽《〈墨子〉探源》举四据，证其为战国墨家之作，并谓“据财相分”为墨子所立的墨教。见罗著《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9-171页。罗说可从。）。故“据财相分”亦是墨家的朋友之道。将上墨家之道及其为士之方、朋友之道合证，足见墨家之友亦无出墨家之士的范围。而道家“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注：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二《大宗师》，第42页，《诸子集成》。）的交友原则，与道家的为士之方更是深相契合。如果说，孔子“朋友切切偲偲”“可谓之士矣”，是讲何谓士，那墨庄之“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注：《庄子集解》卷八《天下》，第222页。），则是讲何谓友。这恰好从士、友两方面讲清了士与友的关系。因此，孔墨庄三子论士或论友，其立脚点不同，措意有别，但在友、士同道，友以士为基本对象上，三者则表现出高度的一致。而法家则从反面把这个问题说得更为清楚。商鞅曰：“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蒋注：“交，接也，不与外务接。”（注：蒋鸿礼：《商君书锥指》卷一《垦令》，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页。）此“外交”与《吕氏春秋·务本》“内事亲、外交友”，《庄子·山木》“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之“外交友”、“交游”之义同。商鞅这里把“学”作为人交友的前提条件。而“学”在其时又几为士和贵族阶层所垄断。这从反面说明，法家也将交友视为士阶层（包括贵族）圈子内之事，不学而愚之民亦被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