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战国后期，时势朝政统、道统都“定于一”的方向发展。君权日大，社会组织日益分化，君臣、朋友两伦间的差异、矛盾也日渐显现。由之社会渐激生出反对以朋友喻君臣的思潮。战国中后期社会兴起一股反智思潮，《老子》一书发其端，法家将其推向极致。商鞅将诗书、礼乐、仁义等斥为“国之六虱”（注：《商君书锥指》卷三《靳令》，第80页。），韩非则断定行“仁义智能”必“卑主危国”（注：《韩非子集释》卷一七《说疑》，第913-914页。）。由之连带而来的自然就是士（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商鞅说：“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不可以富贵。”（注：《商君书锥指》卷四《赏刑》，第104页。）这里所列的“不可以富贵”者，基本上都是士。韩非更是将士视为大敌，故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注：《韩非子集释》卷一九《五蠹》，第1057页。）的名言。并公开鼓吹“势位足以诎贤者”（注：《韩非子集释》卷一七《难势》第886页。），“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注：《韩非子集释》卷一《主道》，第67页。）。这些反智言论，一是非毁文化，一是敌视士人。其价值取向是尊势贱道，政治上则反对尚贤礼士。而士、道（文化）则分别是其时朋友的主体和友道的价值核心。道尊于势、尚贤礼士又是君臣、朋友两伦内在价值联系所在。因此反智思潮从根本上瓦解了以朋友喻君臣的理论基础。
    其次，战国末法家的君主独擅权势理论亦直接否定君臣以朋友相处观念，韩非曰“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人主又安能与其臣共势以成功乎”（注：《韩非子集释》卷一四《外储说右下》，第762页。），这些话都是申叙一个观点，即势者乃君主独擅之物，与臣相共必为臣劫杀，君臣“共事（事，权势）者杀”（注：《韩非子集释》卷一八《八经》，第1005页。）是之谓。韩非上述对君臣“共势”、“共权”、“共事”危险性之深论，不异于是对孟子由友而“忘势”而共位、职、禄的直接否定与批判。为保证君主擅权，韩非又借申子之口提出了“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注：《韩非子集释》卷一三《外储说右上》，第736页。）的主张。用“王者与友处”的君臣原则审视这一“独断”说，则是十足的“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的亡主之论。类似言论在商、韩著作和《管子》中不胜枚举。在上述反智、擅权、尊君思想所构造的君臣体系中，“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少）乎哉”（注：《孟子正义》卷四《公孙丑下》，第153页。）的势为君有，道为士据的道尊于势的观念，及“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的君臣模式，就成为国之“蠹”或国之“虱”，而失去存身之地。
    战国晚期，公私理论将朋友、君臣最终断为泾渭分明的两伦。以朋友喻君臣的思潮在现实政治中所产生的弊端，在战国中后期就见诸论述。《墨子·七患》将“仕者持禄，游者爱交（交，交友）”看做为国“七患”之一（注：《墨子间诂》卷一《七患》，第13页。）。《晏子春秋》亦将“士者持禄，游者养交”（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卷四《内篇问下》，第108页，《诸子集成》。案：钱穆曰，《晏子春秋》晚出，其有明袭《左传》、《孟子》处。见《先秦诸子系年》，第10页。）断为鲁国“迷”、“乱”之一因。《管子》则断“朋友”为朋党，“以朋党为友”是也，并谓朋友“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素民”（注：戴望：《管子校正》卷五《法禁》，第79、78页，《诸子集成》。案：罗根泽谓《法禁》为战国法家之作。见《诸子考索》，第448页。）。商韩对君臣以朋友相处的批判亦为严厉。商鞅说：“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也，党正也（文从蒋校。正，定也。党，朋党、朋友。谓君论人贤否，以其言其友的评价而定）。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这样人求官禄，不求诸君，反求于友，结果必是“民倍（背）主位而向私交”（注：《商君书锥指》卷五《慎法》，第136-137页。）。韩非则将山东诸国衰败不振归结为“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注：《韩非子集释》卷五《饰邪》，第307页。）。以上诸家对战国末士交朋友，结党干政以谋私利的批评，全是针对其时士以朋友凝聚成群以干政和以友喻君臣这一社会思潮及由之而形成的君臣关系的实际状况而发的。将法家的这类言论及其上述的反智论、君权独擅论合观，可知三者考虑君臣、朋友的关系时，与战国前、中期诸子，尤其是儒家的立场迥异。后者是站在士阶层一边，“多侧重于学术界如何对付政治界”，“即士之出处问题”；而前者则完全是站在君主立场，“乃为政治界应如何对付学术界”，“即思想智识之统治问题”（注：钱穆：《国史大纳》（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页。）。这标志了社会思潮的大转向，也反映了社会组织日益分化。在此背景下，韩非明确提出君臣关系为公，朋友关系属私的主张。他说，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注：《韩非子集释》卷五《饰邪》，第311页。）。韩非这里不是反对朋友这一角色，而是反对将朋友关系用于君臣组织之中。对君臣关系，韩
    非亦有“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注：《韩非子集释》卷二○《忠孝》，第1107页。）的著名论断。学术界公认韩非是论为三纲说之祖。这里的君臣亦与父子同格，成为绝对隶属的尊卑关系，与朋友的平辈关系大异其道。韩非的公私说和“臣事君”为“常道”的观点，标志着君臣、朋友两伦的分道扬镳。
    综上所叙，战国晚期的反智思潮，君权独擅学说及公私观念，从理论上将君臣、朋友两伦的联系彻底斩断。随着大一统国家出现，到秦汉之际，君臣终成为与父子、夫妻并列的三伦。朋友也突破士人范围，成为凝聚包括庶民在内的四海志同道合者的规范，至此君臣、朋友两伦终告形成。诸子时代，朋友与君臣关系经历了由相近到分离的发展过程，是就整个发展趋势而言的。在其实际变迁中则是相互交错，不能刀斩斧断地截然为二。
    两周友与君臣关系的演变具如上述。从其演变过程中可窥见其时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如宗族、家庭、国家和五伦发展、演变的轨迹，亦可看到朋友之道对君臣关系的重大影响。诸子时代，友道寄寓了士阶层的政治抱负和价值期许，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平等观念和道尊于势的人格尊严。将这类高度人文化的朋友之道作为君臣关系的基础或模式，经士阶层的群体努力，到战国中期亦成为一代潮流，甚至连君主都视为当然之事，友道在其时对君臣关系影响之大由之而可想见。诸子时代，以朋友喻君臣的思潮庶几涵盖了我国地域国家君臣关系的整个孕育、发展时期。因此新型君臣关系在孕育、发展之际就一直受到人文精神、平等观念的笼罩、熏陶与规范，时间达三个世纪之久。这使朋友内核深深根植于君臣观念中，且不因其后君臣、朋友两伦的分离而消逝。这对当时亦对其后几千年的君臣关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即便是明清的专制君主，对亚圣规定的“贵贵尊贤，其义一也”的君臣之道，至少在口头上也得认同为当然之事。此一例足可证，以朋友喻君臣的遗风余韵绵延数千年而至今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