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从友、师弟子和友、士两个层面考察了诸子时代朋友主体的演变，考察前者，意在明其变之始，变之初型；后者则从变之终的角度，侧重探讨新型朋友群体的社会属性。据上考察，可得出如下判断：到孔墨之世，朋友由西周的族人演变为以士为基本成员的社会群体。这一变不仅使朋友主体面貌一新，亦使朋友之道蜕变为以士所志之“道”为底蕴，以凝聚士人为鹄的。孔墨之世朋友的上述演变，对士阶层的形成和诸子时代的君臣关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这部分是寻证诸子时代友的主体，为探讨此间友与君臣关系服务，故论述仅以证明孔墨之世士已成为朋友主体为限。全面检讨此间友士关系，如友由族人向士的演变过程，终诸子之世师弟子之礼都从属于朋友之礼，族人与士，“善兄弟”与“同门”、“同志”者间的文化渊源，及友对士阶层形成的作用，拟另撰文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不能具叙。）。
    三
    诸子时代，士成为朋友主体，朋友之道作为士的群体化理论，集中地反映了此间士阶层的政治抱负和价值追求。其时士无不以干君求仕为务，即便如老庄者流，亦与官场时通声气。如庄子之友惠施，就曾官至梁惠王卿相。孟子“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注：《孟子正义》卷六《滕文公下》，第250页。）一语，更充分透露出其时士汲汲以求仕进的时代风尚。而先秦诸子又都是“思以其道易天下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中》，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37页。）。“以其道易天下”，当然包括以“其道”易现实中的君臣，这些都决定了此间朋友之道的主要着眼点仍是君臣关系。通观孔子到战国中晚期诸子对朋友与君臣关系的认识，基本是沿融友道入君臣观念之中的方向演进（注：以下论友与君臣关系，以儒家理论为主，这主要是由于资料的限制，但儒家的观点一般地说是可以适合当时各家的。）。
    孔子之世，朋友关系与君臣关系相近。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刘宝楠谓“数”，“为数君友之过”（注：《论语正义》卷五《里仁》，第86页。）。子贡问友。孔子答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注：《论语正义》卷一五《颜渊》，第279页。）又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注：《论语正义》卷一四《先进》，第251页。）孔子师徒上述言论说明，其时事君事友的内容相近，“忠告而善道之”，“以道事君”是也；规谏君友过错均要适度，“不可则止”是也。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孟子曰“责善，朋友之道也”。此以道义直言责勉的事友之道，又和夫子事君“勿欺也，而犯之（犯言谏争）”（注：《论语正义》卷一七《宪问》，第318页。），“事君有犯而无隐”（注：《礼记正义》卷六《檀弓上》，第46页，《十三经注疏》上。），亚圣的“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注：《孟子正义》卷七《离娄上》，第288页。）的事君原则相同。与之相应，君、友的地位亦相近或相齐。《孟子》记，郑子濯孺子与卫庾公之斯为友。郑派子濯孺子侵卫，适犯病不能发箭。追击他的卫将庾公之斯对他说，我不忍害夫子，但“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注：《孟子正义》卷八《离娄下》，第342页。案：庾公之斯是子濯孺子的再传弟子。子濯孺子称庾公之斯和其师为友，故师与再传弟子亦为朋友。），于是发射四支无箭头之箭而返回复命。又，《吕氏春秋·序意》记：“赵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梁，马却不肯进，青荓为参乘。襄子曰：‘进视梁下，类有人。’青荓进视梁下。豫让却寝，佯为死人，叱青荓曰：‘去，长者吾且有事（高注：“言将杀襄子”）。’青荓曰：‘少而与子友，子且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与友之道。子将贼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为可。’乃退而自杀。青荓非乐死也，重失人臣之节，恶废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让可谓之友也。”（注：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一二《序意》，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649页。案：上引两则材料，就其具体真实性而言，似有附会、夸张成分。但从思想史角度看，其所显示的时代通性则可信。因即便是编造，也是当时社会思潮反映。本文论诸子时代君臣、朋友关系所采用的材料，主要取其通性之真实，并不表示接受其为具体真实。）上引两则材料，是当时君友地位相齐观念的典型表现。现实中能这样做的人当是少数，但它们所反映的意识则具有
    普遍性。吕不韦将上述青荓事迹置于叙述撰写《吕氏春秋》旨意的《序意》篇中，并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将其“布咸阳市门”（注：《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510页。），延请天下游士宾客评议增损。是时秦君权独尊之势已具规模，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青荓故事所反映的君友相齐（实则尊友虚君）观念，若非社会共识，为时论所尚，吕不韦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尤其是不会放言“青荓……重失人臣之节，恶废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让可谓之友也”，这种近乎公开向君权至尊挑战的高论。在秦统一前夕的秦国尚如此，在思想学术环境更为宽松的山东诸国和士气高蹈的战国中期，君臣、朋友关系相近，君友地位相齐观念的普遍流行由之而可想见。
    战国中期，在社会求贤大潮推荡下，经朋友之道的凝聚，士以道相招相聚相互游扬，终使士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集团，士之地位与势力亦足可以与君权分庭抗礼。朋友是君臣关系理想模式的观念亦兴起于此间。战国初，“曾子、子夏为诸侯师，声名显天下”（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页。），这是士以道术进身，预君之师位，仕于庙堂之始。继而有鲁缪公以友礼子思（注：《孟子正义》卷一○《万章下》，第425页。），费惠公师友子思、颜般（注：《孟子正义》卷一○《万章下》，第408页。），齐宣王折服于颜斶，“愿请受为弟子”（注：《战国策》，《齐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2页。），燕昭王师事郭隗（注：《战国策》，《燕策一》，第1066页。），阳城君师友墨家巨子孟胜（注：《吕氏春秋校释》卷一九《上德》，第1257页。）等。上述以师友待士与臣的著名事迹集中于战国中期。将这些君主友臣的具体事例，上升为君主礼贤原则，似为战国中期的士人。成书于此间的《经法》“称”篇记：“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注：《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89-90页。案：唐兰谓《经法》成书年代在公元前400年前后，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载《经法》。本文从之。）稍后的郭隗说燕昭王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鲍注：役，仆役）处。”（注：《战国策》，《燕策一》，第1064页。）这两则材料列举了四五类君臣，其所褒贬的不是某些具体的君臣，而是君臣关系原则，即君臣模式。在这几类君臣中，“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是理想的君臣模式。这种帝王型君臣与朋友的关系可概括为“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案：其时朋友赅师弟子，故言友则师可包括于其中）。友为互称之词，故君以臣为友，就逻辑地包含了臣以君为友之意。所以“王者臣……其实友也”的完整内涵应表述为，君臣为友之“名”，友为君臣一“名”之“实”。理想君臣应以朋友为模式的观念，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