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形态论
    任一物品，都有形制、质地、功能等方面的特点。形态学以研究人工制品的形制为主，但又可成为追寻文化其他内容的一种基础。它聚类而比，求同寻异，所以亦被说成是分类之学。
    人是文化的动物，讲求秩序与和谐，反对混乱与芜杂，故人工制品有类型，从而有类可循。人工制品所以有特定形态，既受不同生存条件的制约，又有心理过程和观念设置的影响，因此，分类之学是考古学中认识古人生存情况和心理、观念形态的另一块基石。
    近代生物学为认识和建立动、植物世界的秩序，发展起了物种分类学。人为分类法采用少数几个甚至一个特征，如生殖器官的性质来分类，把有机体的物种分为不连续的、界限分明的类群。自然分类法则以生物间存在连续性为前提，比较动植物的一切可以找到的特征，从而确定物种间的亲缘关系。
    考古学受此启发，研究人工制品的外部形态，建立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人们相信，物品作成某种特定形态，必有其因。釜在支座或灶上使用，鬲在平地炊煮，故灶一普及，鬲就消失。陶器的圜底由泥片贴筑或泥条盘筑而成，轮制则成平底；轮制一推广，平底器就流行。席地而坐，食器宜高；使用高脚家俱，食器便矮。特定生活环境、历史渊流，成特定心理、风俗、审美观念而影响人工制品的形态，并形成传统③。
    若将人工制品视为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内涵，形态学就是确定文化的首要方法，甚至会被当作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唯一方法。
    若将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理解为应当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诸方面，形态学就仅是认识这些内涵的起点之一，只能为认识这些内涵作好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同一文化传统内的人工制品，如无引发突变的外力影响，物品形态总是渐渐演化的，考古学研究便可用此分类方法，确定许多文化的时、空位置与序列。如渗入过其他文化的因素，亦可用此形态学方法，寻找到影响的来源，查明各文化的关系。但同一文化传统内的同类物品，演化轨道常有分叉，各分叉的演化速度又会不平衡，因此，演化序列研究的合理性，仅仅在于找出物品形态变化的逻辑轨道。所谓逻辑轨道，就是对历史过程的一种认识和提炼，但不一定和历史过程完全重合。在形态学研究中，如将逻辑轨道和历史的具体过程简单地等同起来，必将看不到若干人工制品有多种类型的形态交错存亡的事实。其实，在理论研究中，认识历史发展的逻辑轨道，要比把握其具体经历更为可行和重要。
    分类是为了取得秩序。科学可以容忍怀疑、挫折而不能允许混乱无序。那么，秩序究竟是事物的客观属性呢，还是人们的主观认定？我们最基本的假定前提是：大自然本身是有秩序的；人类的行为，包括其制作的物品也是有秩序的。形态学的分类工作不过是一项秩序化的活动。这里的关键是这种秩序是否符合演变的关系。李济先生曾说：分目编排便于检查，至于由这个编排出的秩序能否看出形态上的演变关系，却是另外的问题④。他已意识到形态分类是为了取得秩序，但对取得能体现出演变关系的秩序缺乏信心。当时，我国形态学研究刚刚开始，尚无取得真正秩序的把握。其实，符合客观的分类，应当能体现出演化的秩序。
    就人类的能力而言，审美感本身便能通向分类学，甚至审美感的直观性亦会预先显示出某些分类学的结果。秩序化的要求对艺术和科学来说是共同的。因而，成功的分类必有其美学价值。瓦鬲、铜壶等等物品的秩序化分类，在美感知觉上有其天然基础。有此相通，分类学也似一门艺术。
    类似艺术，就有某种任意性。戴维·克拉克（1973）便曾说：想通过类似耍杂技技巧那样来回排列五种器物的类型来说明延续三万年之久的法国的莫斯特文化，真好似用电子换位来解释越南战争⑤。这批评有点过分，但的确不能以被描述对象的"真实"作为衡量分类成功与否的标准。分类工作本身是一种主体观念的设置，是一个心理过程，而任何心理过程都不能完全等同实在本身。换言之，分类是以概念来框定事物性质的，而概念却只是思维的表述，它可以反映客体的一部分形态，但无法提供客体的全部真实形态，因而其属性只是思维的自身形式。一张严密的瓦鬲、铜壶的形制演变图，尽管有内在的合理性，但只具有局部真理性。它不是对象的单纯摹本；它有一种原初的表达方式和趋向，有一种自发的符合美感秩序的生存规律；因而形态学研究结果只是告诉大家A将渐变为B并怎样渐变为C，不必也不能说明A为什么将渐变为B并为什么将渐变为C。在具体工作中，这个心理过程则将通过层位学等种种方面的检验而陆续修正，使主观心理和客观真实趋向一致。
    所以，分类是一种思维过程的表现，应当承认其主观性和任意性，但又不能把它看作类乎耍杂技技巧。它是物品形态演化轨道的一种逻辑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