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论
    文化论是考古学理论的核心。对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作任何新的解释，都暗示着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转变。
    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出现于近代考古学中。中国的近代考古学及其中的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前身是古物学（Antiquity）。然而，金石学和古物学并未直接导致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后人本主义思想引发了人们寻求古典时代艺术品的热情，兴起了美术考古学。后来，古物学因生物分类学和进化观念的熏陶而发展为古物分类学，并从古物分类中看出人类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代，从而孕育着近代考古学的形成。19世纪中叶，随着考古学从地质学中引进了地层学以及随后古物分类学发展为有系统理论与方法的类型学，近代考古学终于成熟了。在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考古遗存的过程中，近代考古学形成了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序列等概念。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直到本世纪中叶，大都将它看成是陶器、工具、武器、装饰品、房子、墓葬形制及死者葬式等等一系列形态特征及其组合。考古学家曾通过这些特征及其组合的变化，了解人们群体的发展、迁徙和相互影响。他们研究工作的全部目的是重建已逝生活（彼特里）⑥。
    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过去受蒙德留斯、彼特里、柴尔德等人的影响甚深，在器物分类的基础上，以一群具有共同特征的、经常伴出的典型器物群作为文化区别的原则，确定了若干文化的序列。古代遗存中陶器最多，于是陶器成为研究考古学文化特征及其变化和相互影响的最为重要之物。在很长时间内，陶器的分类，即其分型、分式、分期几乎占有考古学研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本世纪60年代，美国一批年轻的考古学者开始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来看待考古学文化，以为其范畴应包含物质的（或称技术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或称意识的、观念的）三个方面，考古学家应当研究具有这种含义的文化的进化发展过程⑥。于是，透过遗物、遗迹来研究古人的行为过程并进而研究文化进步的法则乃至文化动力学的规律成为新的目标⑧。
    新思潮给西方的考古学传统以猛烈冲击，后又波及亚洲，现又影响到中国。把考古学文化的范畴作如上扩展，便会把各种文化的总体，至少是其中的核心部分，视为人们群体共同观念体系的产物。这种观念体系植根于人类社会的深层需要，并且代代相传，沉淀为一种传统，成为群体行为的依据。这样，就有人认为半坡鱼纹与生殖崇拜有关（赵国华）⑨，含山玉版图案是《河图》、《洛书》的雏形（陈久金、张敬国与饶宗颐）⑩，琮、譬玉器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天体模型思想（张光直）（11）。产生这种探讨的道理很简单，即各种遗迹、遗物如用来了解历史，一定要明白是做什么用的，又是在什么观念支配下的产物。于是，透物看人就还要研究人的思想，探求人们群体的共同观念体系。
    对考古学文化范畴的上述两种看法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与方法的差异，有人以为前者代表了考古学的真正传统，后者则为人类学的传统。然而，就历史上的文化这一概念的本质而言，考古学的、人类学的、历史学的看法本应一致，只是在考古学、人类学诞生后因为研究的对象和角度有所不同，阐述的重点才有差异。在经历了学科的高度分化之后，当代科学的发展正进入了高度综合、各学科互相渗透的新阶段。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进入其他学科是常见现象。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一个极具普遍意义的概念，它进入某一学科，常常变成一种认识工具，使人们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客体可以有更好的把握。文化这一概念进入考古学，扩大了考古学文化的畛域，使研究者对考古学文化作出整体性的思考，这正是科学进步趋势的一种表现。具体来说，我们应当把考古学文化看成是物质和观念的综合体，而又有社会性和历史性。总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新概念可以进一步反映考古学遗存的总体面貌，也表现出研究目的性的提高。
    依此认识，"文化"就是历史的主体，舍弃了具体细节的主体。文化有变迁也即有过程，只要相信考古学的目标是研究历史，考古学研究就要思考文化过程的规律，而不应批评那种对文化过程中动力学法则的追寻。二者其实是名异实同。寻找规律，自然会重视理论，因而戴维·克拉克（1973）曾高喊："理论问题在学科的未来发展中被赋予了头等重要的地位。"（12）
    人类的文化过程有无规律，从来是历史哲学中的大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过去可以被记录、描述、评价和理解，但规律无法发现。因为，首先，历史不会重复，对不可重复之事，不能用规律来描述其过程；其次，即使有规律，这规律能否被发现，被描述？曾被人提出的一些规律，是否真实，能否被证明？
    考诸历史事实，历史过程中的任何环节，皆有因有果；所有系列事实之中皆隐含逻辑轨道，而逻辑就是规律。考古学文化范畴的扩大，使探讨文化发展规律成为考古学理所当然的研究目标，这显然是一种理论的进步，决不是对其本身性质的迷惑，更非学科纯洁性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