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并不专主义理，在北宋新学蜂起之中，司马光应属较为"守旧"的学者，他在著名的《论风俗劄子》中曾表示过对标新立异者的不满："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异说者，谓之精义。"同样，他在史学上也偏于征实严谨，虽然当时欧阳修《新五代史》、孙甫《唐史记》已出，褒贬议论之风已盛，重义理轻史实已逐渐蔚为风气，但司马光作《通鉴》，大体上仍恪守了以史料叙史事的原则，即使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进通鉴表》），也并非凿空虚论而是依史阐发，正因为如此，胡寅《读史管见》才批评它"事备而义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才责备它"见事忘义"，其实，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倒是对的。
    试看一例。在《答郭长官纯书》中司马光说："光学疏识浅，于正闰之际，尤所未达。故于所修《通鉴》，叙前代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耳，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所谓"正闰"，就是"正统"和"非正统"，就是谁是真命天子，谁是僭伪篡权，本来旧时代里"成则为王败则寇"，很难说什么是非，但自班固《汉书》斥王莽为"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尤其是东晋习凿齿辩三国蜀汉为正统以来，旧史家偏偏把"正闰"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大关节，要在"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权更替中争出个"正闰"之分来，翻来复去争论不休，梁启超《新史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正闰"之说"一言以蔽之，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缘饰附会，以保一姓私产之谋耳"。司马光不分正闰，可于《通鉴》卷六九刘备称帝一事之后的评论中得到证明，因为蜀、魏谁是正统，正是正闰之争中的焦点，司马光却坚持道：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者实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
    在《记〈历年图〉后》中他又说：
    苟天下非一统，则漫以一国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闰，而赵郡易其名曰"帝统"，非光志也。
    《历年图》是司马光早年读史时所编的一部小史，蜀中赵某改窜刊印，臆定正闰，所以司马光不得不进行申辩，可见不分正闰，是司马光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司马光拒绝了刘恕关于以蜀汉为正统系年的建议，《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刘羲仲〈通鉴问疑〉提要》载："今观是书，则（刘）恕尝以蜀比东晋，拟绍正统，与（司马）光力争而不从"，也拒绝了范祖禹关于取消武则天纪年年号改系唐中宗年号的建议，《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范祖禹〈唐鉴〉提要》引《贵耳集》载："《通鉴》以武后纪年，（范）祖禹独用沈既济之说，取武后临朝二十一年系之中宗，自谓比《春秋》'公在乾候'之义。且曰：'虽得罪君子，亦所不辞。"这里所说的"君子"即司马光，他拒绝了他最得力最亲密的两个助手关于分正闰的意见，正说明他坚持历史本相而不以意害辞的原则。
    再看一例，司马光修《通鉴》十七年，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史料的考辨与剪裁上，他在《与宋次道书》中自述唐代部分的编纂过程说："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裁为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仅唐一代便如此艰巨，全书之成更不知要费多少功夫，可见司马光的历史编纂思想中，史料真实与叙述准确是放在首位的，据高似孙《史略》记载，"《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其实远不止此，仅唐一代，洪迈《容密随笔》卷十一便说：
    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奏议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之事用林思《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记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
    这些材料的去取采弃、剪繁删芜之际，又都由司马光一手裁定，《文献通考》引李焘语称《通鉴》草稿在洛阳堆满了两屋，元人黄{K1CC02.JPG}、柳贯等也都看到过《通鉴》永昌元年的草稿，称"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黄金华文集》卷二一，《柳待制文集》卷十八），可见司马光作《通鉴》时考辨史实、力求谨严、务称全备的认真态度，他的注意力并不在义理发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