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可是，南宋通鉴学兴，却大违司马光的初衷而扩大了刘恕、范祖禹所持的另一种讲求义理发挥的趋向，除李焘、李心传等人外，相当多的史学家都转向"斤斤于正闰之辨"。究其原因，一是道学影响，北宋中期道学兴起于学风--不仅是性理之学，也波及历史之学--影响甚巨，北宋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之《春秋》学继中唐抛开三传，独抱残经，以大一统严名分为内容，已开穿凿义理之风；程颐讥讽史学为"玩物丧志"却推崇范氏《唐鉴》为"三代以来无此议论"（《晁氏客语》），又为史学义理一脉推波助澜树立典型；杨时斥责读史者"特通历代故事而已"（《龟山语录》卷一），则贬抑了讲求实事考辨史料之一脉，到极盛时，正如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下所说：
    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安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
    风气所至，治史者也以为考究事实本末为"雕虫小技，不足取道"而以高论义理为务，刘恕自己也曾说过玄虚之论对史学影响，"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学，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通鉴外纪序》），但流风所被之下，自北宋而南宋，义理虚谈竟成了一大时髦，二是南宋时势使然，承靖康之变，南宋仅半壁河山，既处外敌压境的威胁之下，又处内部混乱的颓势之中，国耻家仇使一部分史家常扼腕痛心，思复故土，歌舞安居又使一部分官僚常乐不思蜀，只图维持，因而一些有责任心的文人常常借历史而谈现实，试图以正闰、战和等等历史上的类似现象针砭现实，所以南宋既出现了秦桧绍兴年间禁止私史这样的事件，也出现了比附影射、穿凿附会、义理发挥的史学风气。这种风气中讨论的中心便是战和与正闰，战和决定南宋存亡与大一统能否恢复，正闰则牵涉到南宋小朝廷的"名分"，因此当时不少讨论南北战争的史著及论证偏安一隅可为正统的史论，前者例如李舜臣《江东十鉴》"蒐辑江东战胜之迹，上起三国，下至六朝……盖宋岌岌乎不能自保，故舜臣特作此编以励战气"（《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后者例如黄度作《通史编年》，认为"司马公《通鉴》于汉纪吕后新莽，于三国进魏黜蜀，于东晋用五朝胡僭号，于唐末系五代，心疑焉，更立书法"（《絜斋集》卷十三），就连李焘也作有《六朝通鉴博议》"为南宋而发，……欲用襄、蜀以规复中原，故借古事以指今势"的著作（见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一）。尤其是南宋初的胡安国与胡寅，更是南宋史学之风转化的关键人物，胡安国作《春秋传》专主辨华夷、抑权臣而尊天子，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
    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
    比如此书隐公四年"秋，{K1CC03.JPG}师师"条下，胡安国称："凡师，君主之，卿帅之可也，臣专之，君不得主之，不可也"，这颗然是有感于南宋初大将各拥重兵而言，又比如《鹤林玉露》卷十四指出的春秋灭人之国的三种罪例之轻重，以"甘就执辱"为重罪，以"出奔"为轻罪，以"国灭死于其位"为不幸，显然是针对北宋徽、钦二帝有感而言，所以说"其旨严矣"。这种议论与历史无关，只是对现实而言，但由于书生漫议，却免不了迂阔无往，徒成肆意褒贬，终于遭到王夫之《宋论》的讽刺，黄宗羲也在《陈同亮刻〈胡传〉序》中给了八个字的评语："不度时势，漫为褒贬"。这种"漫为褒贬"的习气在胡寅《读史管见》中更是浓烈，赵与时《宾退录》卷二说："胡致堂（寅）著《读史管见》，主于讥秦桧，一开卷可考也，如论耶律德光谕晋祖以桑维翰为相，谓维翰虽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尤为深切"，这是胡寅为讥贬秦桧不惜抬高桑维翰而一褒一贬；陈世隆《北轩笔记》说："胡致堂（寅）乃谓（刘）晏以理财而死，遂谓'是言利背义之害，若天道报恶者'然将使司国计者不以足国为务而徒以不言利为高，则国亦何利焉？"这是胡寅借古讽今，以义理抑功利，不惜贬斥刘晏而发"不当于事情"的议论；又如攻驳司马光《通鉴》论曹操代汉是"非取之汉而取之盗乎"的观点，力图树立正统之说以纠正《通鉴》"事备而义少"之失，这是沿袭习凿齿以来旧说妄发正闰之论。但是，这部《读史管见》不仅在当时极有影响，就是在元代也极受推崇，元人姚燧《牧庵集》卷三收其所撰《读史管见序》便称胡寅：
    公于千二百六十二年之事，千状万案，丛臻其前，一揆义理之正，褒以劝善，贬以诛恶，使地下人宠受华衰，耻蒙市挞，其效法《春秋》扶持人极之功，何（蔡）邕所敢跂及。
    由于胡寅《读史管见》是对《资治通鉴》的评论，因此它对通鉴之学有颇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事备而义少"的《通鉴》在南宋转向义备而事少的通鉴学，朱熹《通鉴纲目》便是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