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其实，自《纲目》问世至宋末，也有人指出过它在史实上疏于考证的地方，比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三"昔人著书多或差误"一条曾指出《纲目》"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亦由门人缀辑，前后不相顾也"，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纲目误书"一条也指出其北齐高纬游南苑从官喝（中暑）死六十人误为"杀其从官六十人"等六则，并批评学者为之曲说回护。可是，很少有人怀疑过《纲目》的义理是否正确，而是只沿波而流，众口一词，甚至奖其义理再加发挥，愈说愈深，自陈宓作《续通鉴纲目》、尹起莘作《纲目发明》、刘友益作《纲目书法》、《纲目》义理之学俨然成了大学问，正如元揭傒斯《通鉴纲目书法序》所承认的，"世之言《纲目》者亦无虑数十家，既有《春秋》为之义例，又有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为未远，而又有亲及其门者，然言愈烦而义愈密。"于是，通鉴学逐渐为纲目学所掩，这批围绕《纲目》的史著徒有繁琐与穿凿，却无订正与考辨，反而在义理上更为迂腐，在史实上错上加错。比如前述"北齐高纬杀其从官六十人"一条，明明大错，而尹起莘《纲目发明》却说"此朱子书法所寓，"并引了《孟子》"杀人以挺与刃与政"来曲为辩解，其实正如周密所说，这只是"《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的一个讹误，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又如《纲目》"东晋晋王保故将陈安降汉"一事，《井观琐言》指出："先是，汉改号赵矣，此犹书汉，误也"，可是刘友益《纲目书法》却说"'汉'，所以志雠国，且为（陈）安惜"，这便把《纲目》疏漏之处变成了暗含机关的巧妙之处；再如《纲目》"（唐）永王璘反，上皇（玄宗）命高适讨之"一事，其实当时玄宗已退位，应当改成"肃宗命高适讨之"才对，而刘友益《纲目书法》却强辞夺理地辩解道："不以肃宗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缩之鉴戒"，这简直有些指鹿为马的蛮不讲理。由此可见，《纲目》及其阐发者、继作者在中国史学史上实在是开了一种并不正常的风气，它把本来重事实、严考辨的《通鉴》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尤其是那一类《发明》、《书法》、《广义》等书，简直要将史学引入歧途，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曾有一尖刻的批评说得痛快：
    《通鉴纲目》有《书法》、《发明》等书，《续纲目》又有《发明》、《广义》等书，杂于事实之中，卑情谄态，甚可厌恶。《容斋五笔》曰："杨愿佞秦桧，桧食间喷嚏失笑，（杨）愿仓卒间亦随之喷嚏失笑"。此等书似之。